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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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小的、长宽比例相同的长方形。这一现象似乎暗示了长方形与正方形之间的一种神秘的数学姻亲关系。这种姻亲关系可能足以使一位真正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心潮澎湃。但是，真正神秘的事件还没有结束，如果我们用弧线将这无数个长方形的顶角连接起来，我们会惊讶地看到一条完美的螺线——一条在想象中可以永远旋转下去的优美螺线，居然蕴藏于端正稳定的方形之中，数学在不为人所知的暗处与美学神秘相连。现在让我们想象的目光从古代神殿以及中世纪哥特式建筑中收回，投注在那个紫禁城中孤独的测量者身上，看看他倒底发现了什么。
他测出太和门庭院的深度为130米，宽度为200米，其长宽比为：130：200=0？65，与0？618的黄金分割率十分接近。
从紫禁城最重要的宫殿——太和殿上，暂时还没有找到与黄金分割有关的证据。但是如果我们把太和殿放在中轴线上从大明门到景山这个尺度上衡量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审美视点是庭院中心。从大明门到景山的距离是2？5公里，而从大明门到太和殿的庭院中心是1？5045公里，两者的比值为1？5045：2？5=0？618，正好与黄金分割率等同。这组数据让我们突然悟出了明代设计者为什么把大明门放在距离紫禁城如此遥远的地方，甚至不惜拆除元大都的南面城墙。以前我们总是直觉地认为这是为了延长宫殿的序幕，使进入宫殿的人产生一种期待值。但是，数字却成为建筑的位置的详细注脚。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美的比率在中国古代宫殿中的运用是受到了西方建筑的影响，只能说明人类对美的追求有着共通的成分，验证了黄金分割率的天然合理性。
也许傅教授并不是最早发现紫禁城建筑中神秘的数字关系的学者。面对紫禁城这部深奥的著作，他只是为数众多的解读者之一。古代文明遗产中布满了谜题，专家启示我们这些难题有着众多的解法。而所有的公式，最终却通向一致的结局，那就是礼制、秩序和美。
【1】 周晓枫：《上帝的隐语》，见《鸟群》，第18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 此殿在康熙十八年又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太和殿，乃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再度重建。
【3】 有人认为清代帝后死后经过此门出殡，属于“鬼门”，所以用阴数。
皇城：门的名义
天安门的匾额失踪了几十年之后，于1987年在北京市房管一公司木材厂的露天仓库被发现，此时，这块木匾已是破烂不堪，刀痕字迹与木质裂纹相混杂，仔细辨认，才能依稀看出匾额中心书写的是满文，左为蒙文，右为汉字篆书“天安之门”，并从四周镶着的莲云边，想象它从前的庄重精致。民国后，政府将天安门城楼上的匾额换成汉文“天安门”三字匾额，那么，这是清代匾额显然无疑了。没人知道这块旧匾被换下后放于何处。它的意外再现，却使有关李自成退出北京时曾烧毁天安门的记载，成为不实之辞。
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如同午门是宫城（紫禁城）的正门。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建都城时就已建成，当时叫承天门。在不大太平的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在各地反清的喧嚣中改建旧宫，才将宫城三大殿一律改为“太和”、“中和”、“保和”，而将皇城正门命名为“天安”，并将皇城的其余三门分别改称“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以祈求“外安内和”。
天安门前有一对著名的华表。柱周盘绕飞龙，柱上横卧云板，柱顶盘蹲犼兽。华表四周环以汉白玉石栏板，四角各有角柱，柱头为一小坐狮。华表在古代是给皇帝贴意见书的地方，俗称“谤木”。传说始于尧舜时代。天安门东西这两只华表是永乐年间跟天安门一起落成。
一个封闭的“T”字型广场出现在天安门前，成为皇城的前沿。这个封闭的广场是皇家禁地，百姓在华表上贴谏书，显然是绝无可能。华表的雕刻越来越精细，但它的现实功用却在发生转移，由表明朝廷“纳谏如仪”的广告，沦为皇城门前华丽的摆设。
“T”字型广场的三个端点上各开一门，东翼是长安左门，西翼是长安右门，正南是大明门。大明门再往南，就是棋盘街了，是商贾云集之地。并不高大的大明门，分割了皇权的肃穆谨严，和尘世的生动喧哗。
这是一幅拍摄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的照片（图23）。苍穹下的天安门清晰可见。只是那个企望“外安内和”的王朝，刚刚寿终正寝。皇帝的退位诏书，恰恰是在不久前的1911年12月25日，由隆裕太后从天安门上颁布的。广场两侧的千步廊，连接着长安左右门和大明门，东西各144间，使中间的汉白玉石御道显得狭窄和漫长，仿佛没有尽头的仕宦之途，令人感到压抑和绝望。
在皇城门前设立一个封闭的皇家广场，并将左祖右社、官僚机构并立两边，如此紧凑的布局在过去是少见的。在中都凤阳，朱元璋尝试了这种格局。营建北京时，明成祖朱棣不顾路途遥远，多次亲往凤阳实地踏堪。此时，帝王的雄心不再，百官上朝，以及举子们齐聚“龙棚”，在长安左门前争看“黄榜”的热闹喧哗，早已如烟云散去。只留下空寂落寞的广场，石缝间生满杂草，如旷野般荒凉。
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一位读书人出北池子向南行走，遭遇了军警马队的呵斥驱逐。他惊恐万状地从天安门往南，沿千步廊，穿中华门，到达前门，才长吁一口气。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名叫《前门遇马队记》，讥讽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谈虎集》）而今天的读者却从中不经意地感知到中华门的存在。这个弱不禁风的读书人名叫周作人，他走在已向公众开放的皇家广场上。这一天，距离五四运动刚好两个月。
中华门就是大明门，是皇城正门天安门的外门，又称“皇城第一门”，永乐时期营造。南向五楹正中三阙，单檐歇山，飞檐重脊黄琉璃瓦顶；有左右石狮、下马碑立于大门南侧。在清代又叫大清门。民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当局在换大清门匾额时，打算将匾额翻转过去，并在背后刻上“中华门”三个字。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换匾人取下匾额后，发现它背后居然刻有“大明门”三个字，说明同样的办法已被清人使用一次。我们会在想象中看到换匾人狡黠的暗笑。他意识到自己在重复三百年前某个人的动作，这种暗笑中包含着跨越三百年的某种默契。而王朝的兴废，以及与其伴随的血腥搏斗，也在暗笑中被轻松解构。
岁月变换着大地上的景物。除天安门外，皇城的另外三门，即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连同皇家广场上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大明门早已无存。一百年时间，已是沧海桑田。连皇城的城墙，都消失无踪。
人们喜欢把北京人称作“皇城根下的子民”。这个称谓随着皇城的消逝而瓦解。甚至作为地名而保留下来的“皇城根”三个字，也被改为“黄城根”。XXXX年，一座“东黄城根遗址公园”出现在市民面前，皇城东段的一截城墙得以保护，使我们得以通过这截短短的城墙，想象那道不可逾越的界墙。
2001年初，又有一段皇城墙址在西段显露出形迹。这一年，北京市文物部门在清理西黄城根明清皇城城墙遗址时，发现一段明清皇城墙基础，以及一处明代涵洞及沟渠。与此同时，明清皇城为什么不是距形，而是西南缺一角，再度引起关注。我们从清代吴长元所辑《宸垣识略》卷三“皇城图”中，发现了皇城西南这一折角，而这次文物清理，使得西皇城城墙的形貌清晰起来。已出土的南墙约有三点五米，西墙七点八米，外侧墙体为残壁，内壁保存较好，露明部分距现地表零点二米，残高一点三米，采用磨砖对缝、一顺一丁的砌法。
除始终被赋予特殊意义的天安门外，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只作为地名存在，人们在走进新东安市场的时候，很少想到它的名字里与从前皇城某个城门的联系。充分敞开的商场大门表达着永不拒绝之意，而那门禁森严的古城门，已经消失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
内城与外城：砖彻的盔甲
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同时拆除。
2003年，北京市决定重建永定门城楼。
重建引发的争议并不亚于拆除。有人认为这是在制造假古董，有人则认为重建总比不重建好，恢复传统中轴线最南端的标志性建筑，至少可以保持古老的中轴线的完整性。有报道说，这好像是“一个离家外出很久的人突然踏上回家的路。”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之前，北京城最早的南大门，不是永定门，而是正阳门。在外郭城修建以前，没有内城和外城之分。正阳门，实际上就是北京城的南大门。它以高俊挺拔的姿态出现在中轴线的南端，如同一个高大的武士，把它所捍卫的帝王宫殿护佑于身后。而那层层叠叠粗糙的砖石，则如他甲胄上蒙尘的鳞片。
豪华的宫室需要坚固的城池来保卫，这表明了权力与武力的互生关系。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踌躇满志的明成祖朱棣完成了都城城墙的营建。这一年十一月初四，他正式颁布迁都诏书，诏书中以华丽的修辞赞美了营建北京这件盛事：“爰自营建以来，天下军民乐于趋事，天人协赞，景贶骈臻，今已告成。”并于第二年新年，在新都城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然而，他所修建的北京城垣，许多都是在元代城墙旧有基础上加砖修葺，月楼、楼铺也不完备，显露出他定都建都的匆忙。帝国的都城显然不能如此敷衍，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正统皇帝就命令太监阮安、督都同知沈清、工部尚书吴中平率领军匠夫役数万人，重新修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