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绒金矿-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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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房东太太慈眉善目的，据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在中学里教过英语。老伴三年前得了脑瘤死了，膝下也并无子女。和波兰无数的老太太一样，她是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都会去教堂做弥撒，然后给她的老伴的墓碑上换上一盏新的长明灯，再放束新鲜的花束。
十点的时候，床头的录音机忽然自动响了起来，默认频道似乎被设成了一个宗教电台。我没有管它，任它叽哩哇啦地说着那些我听不懂的话，偶尔还拉长了声音唱两句。我懒洋洋地穿着睡衣信步走到了阳台上，点了根烟，抽了起来。
楼下那条街道上仍然没有任何人。我远远地看到一坨狗粪在电线杆旁边静静地蒸发，墙上被涂鸦搞得一塌糊涂，据说都是些最见不得人的脏话。
Katowice这个地方在波兰历史上似乎是个专门从事挖煤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工业重镇”。在波兰，除了做生意的人，基本没什么人愿意来这个地方，因为实在是又脏又乱，空气还特别差。不过那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窗外的空气格外清新。不远处的教堂忽然传来了敲钟的声音。金属持续的碰撞声一直都很让我着迷。这时身后的录音机里忽然传出了几声干净纯粹的吉它声。我起初以为自己听错了，直到歌手低沉、中性的嗓音响起，慵懒而忧伤地唱出了第一乐句：
There’satowninnorthOntario……
宗教电台放一首名叫“Helpless”的歌，也许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如果这首歌是PattiSmith唱的，就很令人感动了。不远处教堂的尖顶上依稀有金光闪现。一个穿着一身白衣的金发小女孩站在教堂顶布的钟楼里，她头上戴着花环，正在照镜子。
那是教堂敲钟人的女儿。
鲍兰的声音忽然从我身后响起。
她今天要领圣饼，所以打扮成个小天使的样子。
你不是去教堂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问。
我又不信他们那个教，人家都在那儿紧忙活，我一个人在那儿傻乎乎的戳着怪奇怪的。你看什么呢？她说着，好奇地凑了过来。
我指了指远处的教堂钟楼。小女孩还站在那里，不断地扶着自己头上的花环，表情严肃、一丝不苟。也许是嫌钟楼里的光线不够，她一直努力把握着镜子的小手伸向窗外，直到半个身子都悬在窗外。
你喜欢小孩儿吗？鲍兰侧过头问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就在那一刻，那个小女孩忽然身体剧烈地晃了一下，接着便头朝下从教堂顶跌落了下去。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头重重地撞在钟楼下的屋顶上，然后身体翻了一圈，从屋顶上坠落在了地上。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被鲍兰的尖叫吓了一跳。
Helpless，helpless，helpless……
歌手低沉的歌声从收音机里以一种冰冷的节奏缓慢飘出，如同在一个晴朗的冬日，你身处一片冰封的湖边。湖面的冰层里有一条色泽鲜艳的鲤鱼，它的鳃和鳍都一动不动，它的每一个鳞片都是那么真实。你唯一不能确定的，就是它的躯壳里是否还有着生命。
教堂的楼下聚集了很多人。救护车呼啸着前来，救护车呼啸着离去。坠楼的小女孩不见了，地上只剩下一滩血迹。花环被遗落在不远的地面上。教堂的钟声响起，世界沦为一片寂静。人们从各自的方向前来，又顺着各自的路径散去。一切如同一出廉价的默片，赚到了人的惊恐，却赚不到任何一滴眼泪。
我呆立在原地，鲍兰像是丧失了知觉一样依偎在我的怀里。地面上残留的那一滩血迹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鲜艳而炽热的色泽，如同魔鬼的微笑，邪恶而真挚。
我们离开这里吧。我听见她说。我们去海边。这地方让人透不过气来。
我记得很清楚，孙维正式宣布离开乐队的那天，林原决定开始戒毒。我最初不相信他能够戒掉，因为他真的不是一个很有耐性的人。可能他只是一时冲动，想要向孙维证明他一个人能行。林原单方面解约，离开了唱片公司，并且和他的干爹一刀两断。那个老头恼羞成怒，怂恿唱片公司的人和林原打官司，一打就是五年。那阵子我一直陪在林原身边，上午陪他去戒毒所，下午跑律师事务所和法院。由于丧失了经济来源，又要支付昂贵的律师费，我晚上安顿好了林原，还要去各个酒吧赶场。
那阵子有很多乐队都来找我谈签约的事情，都被我一一回绝。倒不是我不想和他们签约，而是因为我完全没有精力再去经营一个乐队，林原的事情几乎要把我榨干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五年，就那样彻底地消耗在那些繁琐的程序和浩如烟海的法律文件上。
早在Velvet的时候，外界就有风言风语，传我和林原之间怎样怎样。有时候去酒吧赶场，也有人找时机凑上来和我攀谈。我倒不是想说我和林原之间有多清白，毕竟我们能做的都做过了。我只是不愿意去面对现实，也不愿意处心积虑地编造出种种假象去自己欺骗自己。有时候感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我总难免胡思乱想，如果林原爱我有爱孙维一半多，一切也许都不至于这样。但我替代不了孙维，我不知道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但我就是无法取代孙维。在所有那些无助的、绝望的夜晚，陪伴在林原身边的永远是我，但他呼喊的却永远是孙维的名字。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总觉得自己对林原有所亏欠。自从我第一眼在台上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开始，似乎就注定了我这一生的命运都要和这个人紧密相关。他举手投足散发出的魅力，他眼角眉梢流露出的困惑或是愤怒，都足以让我为之不顾一切的沉溺下去。
那阵子，早已对我丧失耐心的家人们完全断绝了和我的来往。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自己辛苦养大的儿子却被另一个男人夺走了。这对我父母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冷漠在那时候的确是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可以完全没有负担地为林原的事情忙碌。我爸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广州。家里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他去世的消息。三年之后，当我终于结束了林原的官司，林原也不再依赖美沙酮协助治疗的时候，我以为一直期待的转机终于到了，但我妈却在那时被检查出了患了胃部恶性肿瘤，检查的当天就被医生勒令住进了医院。我大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和林原商量出国的事情。我大哥和我说话时的语气是一如既往的冰冷，他简单地说了一下住院的地址，然后就想挂掉电话。当我问我爸在吗的时候。电话那端已经是忙音了。
那天是林原开车送我去的医院。我一路上忧心忡忡，脑子里一片空白。这几年来，面对无数大大小小棘手的事情，我都从来没有像那时那么慌张过。林原在一边不停地劝我，看没有什么作用，索性也就闭了嘴。一路上经过无数的路口，每一个路口基本上都在堵车。林原边开车边骂，很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我把空调调到最大，却仍然感到很闷热，索性打开车窗，不停地抽着烟。
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四处找停车的地方。林原说你急你先上楼去吧，我在这里找停车位。我知道，他自己也知道我的家人不愿意见他。我在医院门口的礼品店里转了一圈，不知道该买些什么东西好。胃癌的病人能吃点什么呢。从礼品店出来之后，发现对面就是一家寿衣花圈店，门口摆了一个被雨淋得一塌糊涂的纸花圈。我觉得胃里一阵恶心。
费了半天劲找到了病房之后，我发现我大哥和嫂子都站在病房门外。我大哥看见我，借口抽烟转身就走。嫂子和我寒暄了几句，我问我嫂子我爸现在在什么地方。她愣了半天才说，爸已经去世三年了。
我当时的感觉像是被人迎头打了一棍。那种感觉真实，却又不那么真实。我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去世”，然后弄清什么是“三年”，最后再搞清楚什么是“已经”。当我弄清楚这一切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们说的这个人是我爸。那一刻我的头像要炸开一样，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这时身后的病房门打开了，护士小姐探头出来，说病人问弟弟来没来。
弟弟。从来只有我妈这样叫我。我记得她这样呼唤我时的充满怜爱的神情。这个词让我想起很多小时候的事情。掉了漆的儿童车、戴假发的娃娃、玩具戒指、水果软糖和黄昏中空气里弥漫的炊香。当然，还有些别的事情，一些一接触到空气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事情。
那时我几乎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走进了门，看见我妈躺在病床上。她还像以前一样瘦，但脸色很差，头发基本上已经变成了灰白。她的床头吊着点滴瓶，开始还是眯缝着眼睛，后来忽然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说不清那是一种怎样的眼神。
墙角的洗手池旁放了把椅子，我笨拙地把它拉了过来，坐在了床头。迎面的墙上挂着面镜子，我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烫了头发，涂着唇膏，穿着紧身皮裤和厚底高跟鞋的人。当我意识到那就是我自己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立刻离开这间屋子。
我妈似乎看出了我的动机，闭上了眼睛，疲惫地摇了摇头。
你坐下。她的声音很沙哑，像是很久都没有说过话。
我拉过了椅子，犹犹豫豫地坐了下去。
他呢？她问。
在楼下，他找不着停车位，他……
你能不能让他上来？
妈，我……
你就让他上来吧。我就是想看看他，没别的意思。我以前在电视里见过他，你爸总是换台，我也没看清楚过。
她的声音很平静，就是母亲和儿子说话时的那种稀松平常的语气。
我找不到什么理由回绝她，掏出手机拨通了林原的电话。
找到停车位了吗？我问。
林原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回答说，还没有呢，车特别多。
那什么，你上来一趟吧。C区，406。说罢，我挂了电话。
在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妈一直看着我。她怜悯的眼神让我心都快碎了。她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