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读书计划-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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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但这一切对他受伤的灵魂都于事无补。他像一条狗一样在欧洲跟随着宝琳，她偶尔的怜悯就能带给他欣喜（如果他真的快乐的话）；为了得到所谓的幸福，他挑选离宝琳近的地方住下，有时甚至连宝琳和丈夫在一起时，他也不愿远去。毫无疑问，宝琳扭曲了屠格涅夫对女性的看法，他对女人似乎又怕又怜。
屠格涅夫在他俄国的住所与西欧之间穿梭多年，生命最后二十年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和巴登（Baden，德国的温泉小镇，译者注）。他与乔伊斯（Joyce）一样，都是国外流浪汉，都通过向国内介绍大都市文化而开阔了国人的视野。这两位“西化人”无论空间距离上离祖国多遥远，但他们最本质的灵感都源自故土。在酝酿着1917年“十月革命”的那个19世纪里，屠格涅夫对政治所持的态度有点冷淡，有点自由，有点启蒙，有点人道主义怀疑色彩。因此，他的书尽管能即刻赢得知识分子的青睐，但常常被保守派和激进派所不屑。
他的一些较短小的作品（尤其是《猎人笔记》＇Sportsman‘s Sketches＇中的许多篇）都非常优美。不过为他赢得不朽荣誉的恐怕还主要是《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有的英文译名为Fathers and Children）。由书名可知，它主要是剖析代与代的冲突。我认为，有小说家对此主题的把握更得力，如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
然而，《父与子》似乎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是第一部将这种元素融入俄国性格的经典作品。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时代，随着俄国人逐渐向民主迈进，这种性格会少一份冲撞，多一份温和。屠格涅夫不像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样有直觉，能那么精确地把握革命…恐怖分子的脾性。但他的确将《父与子》的中心人物巴萨洛夫（Bazarov）清晰地塑造成了19世纪中叶一位几乎是崇高的“虚无主义者”（nihilist，屠格涅夫自己造的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俄国，nihilist的类型发展为不同的形式：恐怖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唯物主义者，崇尚科学者，最后是有奉献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屠格涅夫在这本书中，也生动表现了自己的其它写作特质——尤其是行文简洁，非俄式的清晰形式等等。但我想，此书之成败就在巴萨洛夫。
C。F。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思想产生结果。这句话在卡尔·马克思身上的灵验无人能比。或许这个结果他自己都不会相信。或许他会说，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必然的，我只是用一生的精力来廓清这些事实，并稍稍地向前推动一下无产阶级的斗争。然而，1917年之后的世界历史似乎验证了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马克思传》（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中的第一句话：“19世纪没有任何人比卡尔·马克思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更直接、更深刻、更强大。”仅凭这个，就值得推荐读《共产党宣言》（也有同伴恩格斯的功劳）。马克思并不十分讨人喜欢，大部分西方国家都不接受他的教条，但如果我们对他及他的同伴毫不知情就等于半个文盲。
卡尔·马克思是一位德国犹太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1849年前，成年的马克思大部分时间都在科隆（Cologne）、巴黎、布鲁塞尔从事颠覆性报章杂志工作。后来被迫离开德国，移居英国。生命的后34年大部分时间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度过，这里堪称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孵化器”。马克思一生经事不多，去世后与之有关的事件才开始频频发生。
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当然非《资本论》（Capital）莫属。如果你并非爱学习的学生，推荐你读这本书只是徒劳。读《资本论》时，除了德国式的艰涩难懂让人费解外，还会有其它重重困难。在奉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这本书不断被翻译，却不断遭误译。
而《共产党宣言》却很有可读性。或许有人还不希望它不要这么易读呢。它不是文学作品，甚至思路都不是很有条理。它是一种宣传品，划时代的宣传品。最初的目的不过是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联盟”（Communist League）提供一个平台。后来它就成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品，尤其是1917年后的运动。用明白而又有点文采的词来说，《共产党宣言》表达了经典共产主义的主要论点：只能通过生产方式和交流方式来完整解释任何一个时代；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颠覆社会而非简单的政治革命才能从资产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个时代已经到来。
《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A spectre is haunting Europe——the spectre of Communism。）还有三句话也同样有名：“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The proletarian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 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Working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我们这个时代苏联的解体似乎说明马克思最后一句话是错误的。但现在还有千百万的中国人在学习共产主义，并将之视为唯一的真理，而且从苏联中解体出来的许多国家的人民仍旧反对着美国的自由体制，这不得不让人费解。所以，我们还不能仅将《共产党宣言》看作已成历史的文件。它的影响现在仍是铁一般的现实。
C。F。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 《米德镇的春天》（Middlemarch）
也许只有文学史家会注意到，如果把文坛比做股票交易市场，很多著名作家的股价都有过波动，尽管不是很剧烈。在过去50年左右，肖伯纳（Shaw）与华兹华斯（Wordsworth）股价下降了几个点， 奥尼尔（O‘Neill）、福斯特（Forster）、卡夫卡（Kafka）、多恩（Donne）、博斯韦尔（Boswell）、托克维尔（Tocqueville）则上升了几个点。乔治·艾略特的股价可谓大幅上升。这主要归功于令人钦佩的英国评论家里维斯（F。R。Leavis）等学者的鼎力支持。
一般的读者都能回忆起高中时被迫读《织工马南》（Silas Marner）的情景。或许是被作者的相貌吓坏了，就像一匹伤心，但很聪明的小马，到现在一想到她还会立刻惊吓而逃。乔治·艾略特与许多作家一样，是深受摄影师与肖像画家之苦的“不幸者”。
然而，乔治·艾略特从许多方面来看还是比较有趣的。她原名玛丽·安·伊万斯（Mary Ann Evans），出生在华威郡（Warwickshire）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家庭（父亲曾是木匠，后暴发成为房地产商人）。早年艾略特就热爱学习，为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十几岁时她是虔诚而狭隘的宗教徒，但在博览群书，并同一些不信奉宗教的人士交往后，她很快抛弃了教条主义。虽然摈弃了“上帝”（God）与“神”（Immortality），但她对责任（Duty）的付出平衡了这一切。因为“责任”（Duty）这一抽象名词似乎与“神”（Deity）有那么一些相似的特质。（Duty 与Deity拼音、发音相似，译者注）。
父亲去世后，艾略特移居伦敦。在文化氛围很浓的报章杂志工作，非常出色，并经常与文化界名人往来，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1854年，她的人生算是有了定式。她与学问渊博的记者兼传记作者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建立了一种长久、非法但又公开的关系。刘易斯的妻子同别的男人生了两个孩子（唉，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啊），神经失常，同刘易斯分居。艾略特与刘易斯的关系一直到1878年刘易斯去世为止。他们非常幸福，十分受人尊敬。刘易斯去世后一年半，艾略特同美国银行家约翰W。克劳斯（John W。 Cross）结婚，当时艾略特已经60岁，而克劳斯才40岁。艾略特真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女性。
坚强意志不只体现在有胆识而勤劳的生活中，还反映在她的小说上。读者或许觉得艾略特的小说冗长乏味，有太多的思想，太多的道德说教，尤其是《罗莫拉》（Romola），能让人不自觉嗅到作者智慧的直白流露。然而，艾略特的小说为现代文学默默开创了道路，如果不是她的小说，现代小说的演进会更艰难。如D。 H。劳伦斯（D。 H。 Lawrence）所评论的：“是乔治·艾略特开创了这一切，是她起了实质性作用。”从开创现代小说的角度看，斯特恩（Sterne）或许比艾略特还早，但其小说《项迪传》（Tristram Shandy）因怪诞而被迫游离于英国主流文学之外，而艾略特却恰恰在主流文学的中心导航。她以当时非常新鲜的手法描写人类的内心，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她的小说打破常规，没有狄更斯式的欢乐结局，也没有标准的浪漫爱情。她倾注于故事中的是大多前辈作家所不具备的一流的智慧及她的人生观。她甚至不回避描写知识分子，这是乔伊斯（Joyce）之后极常见的选材，但在简·奥斯汀（Jane Austen）、菲尔丁（Fielding）或狄更斯（Dickens）的作品中都不存在。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前几章带有自传色彩，描写了别具一格的童年时光，深入细致、温和舒缓、引人入胜，趣味性恐怕只有《哈克·贝恩历险记》才能相比。故事里的一些小人物，如格来格姑妈（Aunt Glegg），普里特（Pullet），都描写得栩栩如生，即便当时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