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集-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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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⑦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⑧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⑨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佩韦。
②“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
③“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二十日被迫宣告退位；但按当时订立的优待皇室条件，仍留居故宫。关于胡适见溥仪的事，见《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载胡适的《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⑤溥仪于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北京后，即被赶出清宫，搬进天津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作傀儡，于十一月间把他从天津送往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充当“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康德皇帝”。
⑥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一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总办，后又投靠蒋介石。
⑦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⑧“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倡的一种学说，见于他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孙文学说》之中。这一学说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畏难退缩思想；但也夸大了所谓“先知先觉”者的个人作用。后来蒋介石等人利用这一学说，作为他们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学论据。《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六月）转载了胡适所作的题为《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批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所谓“专家政治”的主张，要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声言“此说（按指‘知难行易’）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参加蒋介石政府。
⑨罗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员。曾留学美国。他写的《沈阳事件》，是评论九一八事变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智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或者制造谣言，或者亲作侦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
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因为如传略②所罗列，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现在，军阀的报告，已说虽是六十岁老妇，也为“邪说”所中，租界的巡捕，虽对于小学儿童，也时时加以检查，他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已将一无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敌人。而他们的这些敌人，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署名L．S．。
②传略指刊登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的“左联”五烈士的小传。他们是李伟森（1903～1931），又名李求实，湖北武昌人，译有《朵思退夫斯基》、《动荡中的新俄农村》等。柔石，参看本书《柔石小传》。胡也频（1905～1931），福建福州人，作品有小说《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等。冯铿（1907～1931），原名岭梅，女，广东潮州人，作品有小说《最后的出路》、《红的日记》等。殷夫（1909～1931），即白莽，一名徐白，浙江象山人，作品有新诗《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等，生前未结集出版。他们都是“左联”成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李伟森被捕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其他四人被捕时都是“左联”负责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们为反对王明等人召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集会被捕。同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龙华。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十六世纪末尾的时候，西班牙的文人西万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说叫作《堂·吉诃德》②，说这位吉先生，看武侠小说看呆了，硬要去学古代的游侠，穿一身破甲，骑一匹瘦马，带一个跟丁，游来游去，想斩妖服怪，除暴安良。谁知当时已不是那么古气盎然的时候了，因此只落得闹了许多笑话，吃了许多苦头，终于上个大当，受了重伤，狼狈回来，死在家里，临死才知道自己不过一个平常人，并不是什么大侠客。
这一个古典，去年在中国曾经很被引用了一回，受到这个谥法的名人，似乎还有点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是，这种书呆子，乃是西班牙书呆子，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是不会有的。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旧教，就烧杀异端，一革命，就捣烂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子，不是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诸教同源，保存庙产，宣统在革命之后，还许他许多年在宫里做皇帝吗？
记得先前的报章上，发表过几个店家的小伙计，看剑侠小说入了迷，忽然要到武当山③去学道的事，这倒很和“堂·吉诃德”相像的。但此后便看不见一点后文，不知道是也做出了许多奇迹，还是不久就又回到家里去了？以“中庸”的老例推测起来，大约以回了家为合式。
这以后的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④”。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⑤，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
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榇”，有“截指”⑥，有“哭秦庭”⑦，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⑧，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用古典”⑨，现在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
讲二十世纪战事的小说，旧一点的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⑩，棱的《战争》⑾，新一点的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里面都没有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