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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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庶几得免于罪戾”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庶几免于戾乎”。
⑨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参看本卷第9页注⑿。新月社成员梁实秋也散布过这类言论,参看本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⑩《文坛贰臣传》一九三○年五月七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鲁迅》,恶毒诬蔑左翼文艺运动,特别对鲁迅进行了集中的攻击,如说“鲁迅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老气横秋之精神,竟为二九小子玩弄于掌上,作无条件之屈服”等等。
⑾唐有壬的信札参看本卷第113页注⑨。《晶报》在发表唐有壬这封信时,以《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为题目。
⑿“通虏”、“通海”都是所谓“通敌”的意思。宋代的“虏”,指辽、金、西夏等;清初的“海”,指当时在台湾坚持抗清的郑成功。
⒀“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语出唐代韩愈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皇,原作王。
⒁梅林格(1846~1919)通译梅林,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莱辛传说》等。
⒂“不满于现状”这是引用梁实秋的话,参看本卷第6页注②。
⒃《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诗歌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见该书《小雅·常棣》。
“好政府主义”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②了,但他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③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④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
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
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一九三○,四,十七。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好政府主义”,参看本卷第225页注⑤。
②这里所说的“不满于现状”和以下所引的梁实秋的话,都见于《新月》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
③国家主义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以“国家至上”的口号欺骗人民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宣传“民族优越论”,鼓吹扩张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青年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④无政府主义十九世纪上半期开始流行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否定一切国家权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五四”前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组织“民声社”、“进化社”等小团体,出版刊物和小册子宣扬这种思想。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一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②。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③,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④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⑤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⑥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黄震遐:《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⑦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⑧了的缘故。
三
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