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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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代持正统儒家观点的批评家都对《战国策》加以贬低，甚至把它定为“毒草”，要大家“锄毒”。汉代刘向认为它“不可以临教化”（《战国策》书录），就是说，它没有宣传儒教，所以不能用来“教化”人民。宋代李格非说它“浅陋不足道”（书《战国策》后），因为都不是出自儒家的典籍，不合儒家的口味，所以斥之为“浅陋”。曾巩更认为这是一部“邪说”，把它整理保存下来，为的是“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曾子固序》）因为暴露了许多反动统治阶级黑暗丑恶的东西，所以被定为“邪说”，把它整理保存下来，为的是做反面教材，让“当世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这是一部“邪说”，这样就容易禁绝。这些批评，正可以从它们的反面来肯定这部书。《战国策》的内容很丰富，也很复杂。下面就简略地就某些方面做点介绍。
（一）要求统治者要重视人民赵惠文王死后（前266年死），太子赵孝成王即位，其母赵威后执政。齐襄王派使臣问侯赵威后。威后还未拆开齐襄王的问侯信，首先问使臣：“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臣极为不满地抗议说：“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赵威后认为“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邪？”（《齐策四·第七章》）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威后这种“民为本”，“君为末”的观点和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是一致的。荀子王制“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能）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辛弃疾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论盗贼劄子》）黄宗羲也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可见”民本“思想在中国源既远，流又长。赵威后重视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从她反对什么样的”人“就可以看出。威后继续问”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威后认为，于陵子仲上不能对国君有所帮助，下不能治理好家庭，对外又不能联络诸侯，修好邦交，这简直是给人民做榜样，带头不给国家做事；对于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不杀掉？赵威后痛恨于陵子仲那种逃避现实的消极态度，正表现了她的积极用世的精神。韩非子也有同样的观点，他在奸劫弑臣篇中说”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贪）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以少而去之（我看轻这种人，要把他们除掉）。“赵威后似乎有点干涉别国内政，其实不然。她这样公然宣称，不只是对于陵子仲和齐国的看法，而是对所有象于陵子仲这样的人及齐国的这种态度表示公开否定。
（二）要求为国立功，不能元功无劳享受高官厚禄赵策四记载，赵威后刚执政，秦国乘机攻赵，赵国求救于齐，齐国要求以威后幼子长安君作抵押，才出援兵。群臣进谏，威后不肯。触龙以“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为辞进说威后。威后醒悟，乃以长安君质于齐，齐兵乃出。作者进一步又借子义之口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作者不仅向封建的“世卿”、“世禄”制度宣战，而且更是对君主世袭制度大胆的挑战。这种反对“世卿”、“世禄”制度的思想在当时是普遍的。商鞅就主张“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英明的国君，任用的人必定是有成绩的人，奖赏的人必定是有功劳的人。）（《商君书·错法》）荀子也提倡“尚贤使能”（尊崇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荀子·王制》）范睢给秦昭王的上书就公开提出“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秦策三·第八章》）韩非也主张“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真正能治理国家的大臣，功劳多的人要给以高的官位，尽心竭力的人要给以丰厚的奖赏。）（《韩非子·守道》）这种呼声和舆论不是一时一地一人的，而是普遍的，长期的。多少人在为此而呼吁、争取和奋斗。可是两千多年来，这种“世卿”、“世禄”制度，或变相的“世卿”、“世禄”制度一直在中国实行着，直到现在才算实现了两千‘多年前人们的愿望。
（三）规劝统治者要“贵士”
“贵士”就是尊重知识分子。看下面一段有趣且颇有意思的对话：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下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鎰。’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颜斶又劝告宣王要“无羞亟问，不愧下学。”宣王很有感慨地说：“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而且请求做颜斶的学生。（《齐策四·第五章》）颜斶是一个不畏权贵的知识分子，你看他在国王面前那种不卑不亢的从容态度。宣王是一个从善如流的国家元首，你看他最初对颜斶那种轻蔑态度，而以后又那样诚恳地自我反省，甘愿当颜斶的学生。岂不发人深省。王斗对齐宣王直言正谏，批评他“好马”、“好狗”、“好酒”、“好色”而“不好士”，并且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他自己标榜的所谓“忧国爱民”的谎言，说“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縠也。”齐宣王终于承认自己“有罪于国家”，并改正了错误，“举士五人任官”，因此“齐国大治”。（《齐策四·第六章》）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郭隗有一段“致士”的议论：“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燕策一·第十二章》）他不仅非常深刻。具体地阐明了国君对“士”的不同态度所得到的不同结果，更重要的是，他总结了所谓“治民者”与“被治者”的正确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正确关系。
（四）歌颂不畏强暴，不辱使命的外交官秦始皇想并吞小国安陵，假意说要以五百里地换取安陵，安陵君婉言拒绝。秦王不悦。安陵君派唐睢出使秦国。秦王说“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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