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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李嘉诚全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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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不久,潮州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日军一面大肆烧杀掠抢,一面四处张贴安民告示。城区的居民惶惶不可终日,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人们纷纷逃出城外,去山乡农村投亲靠友,躲避战乱。
  6月22日,日寇占领庵埠,执教多年的李云经彻底失业。他携李嘉诚回到潮州城家中。李嘉诚小学尚未毕业,升学无望,又不敢随意走出家门,只好躲进藏书阁读古书。时事纷乱,李嘉诚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尤喜欢文天祥、陆游、岳飞、辛弃疾等人的诗词,深深领悟到其间的真谛与忧愤。
  太阳旗在潮州城头猎猎飘扬,逃避战祸的人流仍络绎不绝。乃父之心甚于其子,李云经常与城里的知识分子相聚一起,秘密商议抗日大计。不少知识青年投奔抗战前线或敌后游击队。李云经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未能迈出这一步。他每每想到这一点,心中万分愧疚。
  1940年年初,李云经携妻带子逃到澄海县隆都松坑乡,寄住在姨亲家。不久,又辗转逃到后沟,投靠在后沟通小学任教的胞弟李奕。
  兄弟见面,李云经沉痛地说:“我逃荒失业,生活无着。一家人打疟,没医没药,祸不单行,苦不堪言。”
  这一年,祖母因惊吓贫困而逝世。李嘉诚伯父李云章、李云梯在他乡执教,潮汕沦陷,日寇横行,他们皆未能赶来后沟奔丧。李云经、李奕两兄弟,倾资为老母操办了简单的葬礼,草草掩埋在后沟的山冈。
  李云经失业一载,仍未找到教职。他不会体力劳动,亦不会做小生意,惟有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胞弟李奕薪水微薄,李云经不忍接受其接济。执教多年攒下的积蓄渐罄,李云经心急如焚。
  妻弟庄静庵是香港的殷商,大陆烽火连天,兵荒马乱,香港却是太平盛世,一派祥和繁荣,成为战时大陆人的避难所。李云经与妻庄碧琴商议多日,决定前往香港投靠庄静庵。
  树挪死,人挪活。李奕赞同胞兄的计划。临行的前日,兄弟俩带家小到山冈祭奠老母。是夜,兄弟俩伴着昏昏的油灯小酌。李云经谈他的人生经历,感叹教育救国的理想付之东流,彻底破灭。
  兄弟俩长吁短叹,怆然涕下。
  1940年冬天,李嘉诚和弟弟李嘉昭、妹妹李素娟,随父母踏上艰难的旅程。
  重镇和大道大都被日军占领封锁,海路不通,日本军舰在粤东沿海水域横冲直撞。李云经一家只敢走崎岖的山间小路,穿越平原地带则在夜间行动。
  寒冬腊月,阴冷潮湿,淫雨霏霏。他们不敢也无钱住客栈,或露宿荒山野地,或在山村好心人家的茅屋借宿。他们穿越一道道日军封锁线,所幸的是,没有一次遭遇日本兵。山路上,不时遇到背井离乡的难民,他们或来或去,何处是可以安生的乐土?皆感到茫然和绝望。
  李云经一家历经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十多日,终于来到目的地香港。
  香港改写了李嘉诚的人生之路;香港造就出一代商界俊杰李嘉诚。数十年后李嘉诚重返家园,昔日跟随父母逃难的单薄少年,已成为蜚声世界的巨富。
  正如商业社会流传甚广的一句话:“世界没有免费的晚餐。”香港等待少年李嘉诚的,将是更大的磨难。
  第二章 雪上加霜 天灾人祸接踵至
  李嘉诚一家投靠舅父庄静庵,一年之后,香港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祸不单行,父亲劳累贫困成疾,于两年后郁郁谢世。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到李嘉诚瘦弱的双肩上,他不得不中止学业,独立谋生。
  李嘉诚的舅父庄静庵,是香港钟表业的老行尊。今日有关香港钟表业的著作,莫不提及庄氏家族的中南钟表有限公司。
  庄静庵幼年在潮州乡间读私塾,小学毕业后,像众多的潮人一样离家外出闯荡。他先在广州的银号当学徒,渐渐晋升为经理。后独立开业经营批发生意。
  1935年,27岁的庄静庵来香港闯天下。那时香港还没有钟表工业,钟表皆是瑞士等国的西洋产品,经销商大都是洋商。庄静庵涉足钟表业,从最简单的产品做起。他在上环开办了一间山寨式工厂,生产布质、皮质表带,交给港九的钟表商代销。庄记表带质优价廉,深受代理商和消费者欢迎,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产品还销往中国内地。
  20世纪40年代初,庄静庵兼营钟表贸易。购入瑞士钟表,销往东南亚各国。50年代,庄静庵正式介入钟表工业,渐成为香港最大的钟表制售商。
  庄碧琴带领全家投靠庄静庵,一家人风尘仆仆,面黄肌瘦,衣衫脏旧。庄碧琴要李嘉诚和弟妹叫舅父。舅父做梦也不曾料到,眼前这个额头高高,瘦骨伶仃的少年,日后会做出比他更惊天动地的业绩。
  李嘉诚一家寄住在舅父家。
  庄静庵已被香港的潮人视为成功人士。潮人在香港,大多经营米铺、酱园、餐馆、土杂山货铺,庄静庵并不满足眼下的业绩,他要不断地扩大规模,资金分外紧张,家庭生活仍是小康。姐姐一家的到来,无疑会成为庄家的负担。庄静庵未表露出丝毫不快,腾出房间让李家住下,设家宴为姐夫姐姐接风洗尘。
  庄静庵问了老家的近况,然后介绍香港的现状。他劝姐夫不要着急,安心休息,逛逛香港的街市,再慢慢找工作。
  “香港时时处处有发财机会,就怕人懒眼花,错过机会。潮州人最吃得苦,做生意个个是叻仔。我认识好些目不识丁、从潮州乡下来的种田佬,几年后,都发达了起来。”
  庄静庵未提起让姐夫李云经上他的公司做职员,这是李云经夫妇不曾料及的。也许,庄静庵认为李云经辈分比他高,不便指使管理。庄静庵在商言商,绝不把公司人事与亲戚关系搅和在一起。
  李云经长期生活在传统伦理氛围中,他明白这是商家通常的做法,但在感情上却不那么容易接受。庄碧琴欲去质问弟弟,被李云经制止。他不想给内弟添太多的麻烦,来香港投靠内弟,已是万不得已。
  李云经第二天就出去找工作,四处碰壁。他心中泛出一股失落感,在家乡,他是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他的渊博学识,使众多的财主富商黯然失色。
  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一切都颠倒过来,拜金主义盛行,钱财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惟一标准。没有人向李云经请教古书上的问题;更没有人夸奖儿子嘉诚吟诵诗文的出众禀赋。
  不惑之年的李云经,陷入深深的困惑。
  庄静庵异常忙碌,没日没夜,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他初时,经常来看望姐夫一家人,问寒问暖。渐渐,他来的次数愈来愈少,有时,几天不见他的人影。庄静庵对自己家人亦是如此,他无暇也无闲情逸致,与家人安安静静相聚一堂,或外出睇戏郊游。
  生意冲淡了家族气氛及人际关系。李嘉诚 稍大后,庄静庵深有感触地说:“香港商场,竞争激烈,不敢松懈懒怠半分,若不如此,即便是万贯家财,也会输个一贫如洗。”
  除舅父这门至亲,父母在香港还有不少亲友同乡。他们来看望李家一两次,便杳无音信。潮人在异国他乡,以团结互助而著称,故能发达。其实,“帮衬”(帮忙)是有限的,潮籍富翁,无一不是靠自己的勤俭毅力,搏命搏出来的。
  李嘉诚回首往事,如是描绘他少年时的心态:
  “小时候,我的家境虽不富裕,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我的先父、伯父、叔叔的教育程度很高,都是受人尊敬的读书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先父来到香港,举目看到的都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就感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因此在我的心里产生很多感想,就这样,童年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李嘉诚指的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少年李嘉诚,尊敬并崇拜舅父庄静庵。舅父不像他先父叔伯,总是引经据典大谈伦理道德,舅父是个实用主义者,是个不喜清谈的搏命猛人。
  父亲李云经虽对香港的商业文化格格不入,但他明白,要想在香港生存,非得融入这个社会不可。他不再向儿子谈古数典。
  李云经找到了工作,在一间潮商开的公司做小职员。其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香港商会号召商人市民募捐,用以购置飞机武器支援中国军队。李云经捐出宝贵的数仙港币,而那些富商们,动辄捐出数千上万港元。
  喊了半辈子教育救国的李云经,对友人感叹道:“实业亦可救国。”
  同是接受传统文化,潮汕沦陷,李氏家族的同辈人,惟李云经举家逃往香港。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人生之路彷徨的李云经,无时不向往外面的纷纭世界?可以这样说,没有李云经的举家迁徙,就没有今日的李嘉诚。
  来港之后,李云经对儿子的教育大有改观。
  他不再以古代圣贤的言行风范训子,而是要求嘉诚“学做香港人”。我们从李云经身上,可以看出潮人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他们不论漂泊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与当地文化很好地融合一起。更可贵的是,他们及他们的后代,把根留在祖国及家园,不忘自己是潮汕人。
  李嘉诚对父亲的教诲心领神悟。香港的华人流行广州话,广州话与潮汕话属不同的语系,在香港,不懂广州话寸步难行。
  李嘉诚把学广州话当一门大事对待,他拜表妹表弟为师,勤学不辍。他年纪轻,很快就学会一口流利的广州话。
  困难的是英语关。李嘉诚进了香港的中学念初中。香港的中学,大部分是英文中学,即使中文中学,英文教材也占半数以上。
  这是港英政府推行殖民化教育的结果。从客观上讲,有助于提高港人商业文化的素质。香港之所以能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与港人的整体英语水平分不开。懂得英语,能更直接接受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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