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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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另一些妇女佯装生病，例如一位妇女告诉日本兵，她刚刚在4天前生下一个死婴。另一位妇女听从了一个中国战俘的建议，把她的手指一直擂到喉咙，使自己呕吐了好几次。（于是日本人立刻把她赶出了这座建筑物。）一些妇女完全靠自己的机敏，或钻入水中，或挤出人群，或翻过墙头而逃脱了紧紧追赶她们的日本人。一个姑娘在一栋房子的三楼用脚绊倒了一个日本兵，然后顺着一个中国男人从花园里为她撑起的竹竿滑下来，才得以逃脱了强奸。
一旦被抓，那些进行反抗的妇女便可能受到酷刑折磨，日本人以此警告其他一些敢于反抗的人。那些不屈服于日本淫威的妇女通常被绑起来，接着便被挖去眼睛，或被割掉鼻子，或被割去乳房。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多少妇女还敢于反抗日本人的暴行。可是也有少数坚决的反抗者。一位中学教师在被打死前用枪打死了5个日本兵。最有名的故事发生在一位名叫李秀英的妇女身上，她在与日本人的搏斗中身受37处刀伤，但却活了下来，而且在60年后仍然健在，并能生动地讲述这个故事。
1937年，18岁的李秀英是一个军队技师的新婚妻子。当政府撤离首都时，他的丈夫坐在一列塞满中国士兵的火车车厢顶上离开了南京。李秀英由于已怀有7个月的身孕，不便乘坐拥挤的火车而被留在了南京。
像许多留在南京的其他中国老百姓一样，李秀英和他的父亲很快住进了有外国人防守的安全区。他们躲在已经被改成难民营地的一所小学校的地下室里。但是这个难民营像安全区中的其它难民营一样，同样是日本人不断搜查和袭击的目标。12月18日，一群日本兵闯了进来，把年轻的男人们拖出了学校。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回来拖妇女。李非常害怕日本人对怀孕的妇女可能施以的暴行，立即做出了一个决定。她打算自杀，便把自己的头猛地向地下室的墙上撞去。
当她苏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躺在地下室的一张小帆布床上。日本人己经走了，但带走了几个年轻妇女。她躺在这帆布床上，恍惚之中一幅幅可怕的图景出现在她的脑海之中。如果她跑出这座楼房，她可能被日本人抓住。但是如果她待在这儿什么也不干，他们也可能回来找她。李秀英决定待在这儿。如果日本人不再回来，一切都好，如果他们回来了，那她将与他们拼斗到死。她对自己说，她宁可去死，也不能被日本人强奸。
不久她就听到三个日本兵下楼梯的脚步声。其中的两个人拼命抓住两个尖叫着的妇女并把她们拖了出去，另一个人死盯着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李秀英。有人告诉他李有病，于是他就把所有的人都从屋子里踢到走廊上作为回答。
那个日本兵慢慢地来回踱着步，想对李秀英作出判断。突然——在这个日本兵还没来得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李采取了行动。她从床上跳起来，从日本兵的腰带上抽出军刀并飞速靠在墙上。“他惊呆了，”李回忆道，“他万万也没有想到一个妇女还会反击。”那个日本兵抓住了她拿刀的手腕，但李用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衣领，并用力猛咬他的胳膊。尽管那个日本兵全副武装，而李只穿了使她运动不便的棉旗袍，但是她却迸行着顽强的搏斗。两个人扭打在一起，直到那个日本兵发现自己打败了并尖叫救命。
其他士兵冲进来，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他们用刺刀对李秀英猛刺，但因为有另一个日本兵的妨碍，他们没能刺到李秀英。由于李的对手又矮又小，所以李能够完全把他提起来当一个盾牌以抵挡另两个日本兵的攻击。但后来那两个日本兵用刺刀对准她的头部刺去，刺刀滑破了她的脸，打掉了她的牙。她的嘴里全是血，她把血吐到日本兵的眼睛里。“墙上，地上，床上，到处都是鲜血。”李回忆道，“但我心里一点也不怕，我狂怒起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和他们拼了，并杀死他们。”最后，一个日本兵把刺刀刺入了她的腹部，李眼前一黑，昏死过去了。
那些日本兵以为她已经死了，丢下她走了，当她被抬到父亲面前，父亲发现她已没有了呼吸，便认为她已经死去。他叫人把女儿抬到学校后面并打算挖个坑把她埋葬。幸运的是下葬前有人注意到李仍然在呼吸，并从她的嘴里流出了血水泡沫。朋友们很快把李秀英送进了金陵大学医学院，在那里医生们缝合了她的37处刀伤。当天夜里，她在昏迷中流产了。
李秀英奋力与日本兵搏斗的事迹传到他丈夫的耳朵里，他立刻向军队请了3个月的假，借钱回到了南京。1938年8月，当他返回家中，他发现妻子红肿的脸上伤痕累累，头发已被剪光，刚刚长出鬃毛般的短发。
在以后的一生中，李秀英一直忍受着那些刀伤给她带来的痛苦和难堪。在坏天气里或在生病的时候，鼻涕便会从鼻子旁边的豁口处流出来，眼泪也直往下流（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日本人用刺刀刺伤了她的眼白，但她却没有失明。）她每次照镜子，看到那些刀痕，就会想起1938年12月19日那可怕的一天。“现在58年过去了，皱纹已经掩盖了刀痕，”当我在南京她的家中访问她时，她对我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脸上的这些刀痕是明显而可怕的。”
李秀英认为，她的个性和她那独特的家庭背景都给了她反抗日本人的勇气。一般中国的妇女从小受到的典型教育就是应当柔顺服从，但李秀英与她们不同，她来自一个完全没有女性影响的家庭。当她只有13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这使李不得不在一个坚强的军人家庭的男人们中间长大。她的父亲、哥哥和叔叔都是军人或警察，在他们的影响下，她长成了一个男孩子气的姑娘。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她的脾气就很急躁，所以她父亲不敢教她武术，主要是担心她以此吓唬邻里的其他小孩。60年后，如今的李秀英己是儿孙满堂，她精神矍烁，热爱生活——甚至还保留着她那有名的坏脾气。她说，他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从父亲那里学会武术；要不然她便能够享受在那一天杀死那3个日本兵的欢乐了。
死亡人数
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南京的暴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金陵大学历史教授迈纳·瑟尔·贝茨被要求提供一个估计的死亡数字，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这场大屠杀涉及的区域是如此之广，以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完整的描述。
中国的军事专家刘方楚估计死亡人数是43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官员们根据日本侵略者和1946年南京地方法院检查官的材料，说明至少有30万人被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认为在南京被杀害的人数超过26万。一位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的数字是大约20万。约翰·拉贝从未作过系统的计算，并在2月大屠杀尚未结束时离开了南京，他估计只有5万一6万人被杀害。日本作家秦郁彦认为死亡数字在3。8万和4。2万之间。日本方面还有一些人估计的数字低到3千人。1994年，从以前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得到的档案资料证明，仅仅一个负责掩埋尸体的小组在1938年1月到3月间的南京就处理了3万具尸体。
可能没有一个人比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家孙宅巍对死亡人数作过更为全面的研究了。在1990年的一篇题为《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人口》的学术论文中，他报告说，根据人口普查，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南京人口超过100万。根据中国的档案资料，中国军队官员的回忆录，以及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报告，孙宅巍断定在日本占领时期，在这座城市的常住居民至少有50万人（其他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加上9万中国士兵和数千临时居民——南京的人口总数大约60万，甚至70万。
孙宅巍在第二篇文章中又作出了他的估计。南京城市档案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里保存有大量掩埋尸体的记录，这些记录由私人家庭，地方慈善机构，以及“南京自治委员会”（日本统治下的中国傀儡政府）提供的。在仔细研究了这些记录后，孙宅巍发现，南京的慈善机构埋葬了至少18。5万具尸体，群众个人至少埋葬了3。5万具尸体，日本控制的地方政府埋葬了0。74万具尸体（一些关于埋葬的记录十分详细，甚至包括受害者的性别分类和埋葬地点）仅仅根据埋葬记录，孙宅魏就能断定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超过22。74万人。
然而如果把40年前，即在孙宅巍的论文完成前40年的一个日本战犯的惊人口供考虑进去的话，那么统计数字将更大。1954年，在辽宁省东北的阜新故犯营中等待审判的日本陆军少佐太田寿男写了一份44页的交待材料，其中他交待了日本陆军大规模焚烧、倾倒和掩埋尸体的情况。大量的尸体来自靠近南京西北一条河流的下关。在河边，日本人在每条船上装上50具尸体，然后运到河中央倒入河中。卡车把尸体拉到其他地方，在那里他们把尸体焚烧后掩埋以销尸匿迹。从1937年12月15日开始的3天里，太田的陆军部队在南京的河中倾倒了1。9万具中国受害者的尸体，另一支部队处理了8。1万具尸体，其他部队处理了3。 5万具尸体，一共约15万人。孙宅巍把太田的数字加到他对中国掩埋记录的统计中，断定尸体总数达到惊人的37。74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原子弹爆炸使广岛和长崎死亡的人数的总和。
即使怀疑论者把太田的交待当作一纸谎言而不予理睬，人们也必须记住，就算没有他的估计，南京关于掩埋尸体的记录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大屠杀中死亡的总数至少在20万人。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记录中发现的法庭证据材料（见下表）证实了孙的研究。把慈善机构估计的掩埋尸体的数字（后来孙的论文中提到）和由其他个人提供的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