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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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躲避战争，山上出家当尼姑的特别多，刘因此饱览秀色。丁日昌知道后，一本正经地劝他：“省三，你现在已经贵为提督了，还这么不检点，难道不怕世人耻笑么？”刘铭传反唇相讥：“丁雨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经了，想当年你刚到我们军营的时候，到处收罗西洋春宫画册，送给我部下的将校，让大家帮你说好话，保你往上爬，你现在倒忘了。”
梁鼎芬、于式枚、文廷式三人相貌性格各不相同，体型却差不多，所以衣服冠履可以换着穿，亲密无间，当时的士子十分妒忌，认为他们是同性恋。据说，梁、于都有“暗疾”，即“天阉”，不能接近女色，只有文廷式正常。梁、于成家后，都把夫人寄居在文廷式家里，并且对外声称“礼教非为吾辈设也。”梁尤绝，在一次和朋友饮酒时，居然吟出“有子万事足，无妻一身轻”的句子。
慈禧忙做60大寿时，翁同和等大臣上奏要求，能不能寿诞从简，节约宫中开支补充前线的军费，慈禧说：“谁要是令我一时不快乐，我就要他一生都不快乐。”
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
张佩纶字幼樵，是晚清著名文士，与张之洞、陈宝琛、黄体芳一起号称“清流四健将。”传说张佩纶被李鸿章招进府后，一入内室商量事情，看见李的女儿诗作，赞叹不已，以为是其知己。李让他为小女留意择婿，张问：“才学地位要什么样的？”李说：“像你这样也就可以了。”张立即跪下央求：“门生刚刚丧偶，而女公子又是文字知己，所以斗胆要求当相爷的女婿了。”李只好答应，张听到相爷承诺，从地上一骨碌爬起，跑到外面逢人便告：“相爷许我做女婿了。”民间对联如此损之：“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
清末，庆王奕劻大权在握，而对时局无动于衷，他本是臭名自甘的贪官，无能无志辅佐清廷。清政府覆亡后他仍忙于搂钱，死后家人为其请谥于逊清小朝廷，宣统说：“是丧吾国者，何谥为？”悻悻不已地给他赐谥了一个“密”字。
陈家鼐好吹牛，在日本时，其老乡们成立组织冷落了他，他就跑到陈其美处，声言湖南的党人都听他的话，他可以统统喊来参加中华革命党。陈其美信以为实，又误以为他是国会议员陈家鼎，故请孙中山委他为湘支部分长。他得到委状之后，便当街拉人，在路上见着同乡人便一把拉住要他入党，并向人说：“中山已委我做湖南革命党人的领袖，不信请看委状。”说着就把委状捧出来，湘人皆嗤之以鼻。
袁世凯称帝未揭幕之时，朱启钤、梁士诒等人为之积极筹备，其子袁克定为幕后主持，每天改造《顺天时报》一份进呈袁世凯，亦系克定主谋。“臣记者”薛大可（薛在每日出版之《亚细亚报》中，自称臣记者），更无日不趋奉于袁克定身边。帮忙帮闲如此。
1915年8月，杨度、孙毓筠、刘师培、严复、李燮和、胡瑛等组成“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袁世凯说过自己“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永不使帝制再现于中国”，就问计于徐世昌和梁士诒等人。徐世昌说：“我们可以召开国民会议，由国民代表决定国体，选举皇帝，这样别人就没话可说了。”梁士诒反对说：“召开国民会议需要许多手续和很长的时间，这太慢了。我看，我们可以搞全国请愿联合会，逼参政会开会。”于是，总统府前便出现一队又一队的请愿“群众”，其中一支是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们。
赵秉钧内阁被人称为“国民党内阁”，这个临时现凑的政党内阁，人多非笑之，以为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内阁组成不久，赵就变了腔调，有人问他加入政党的事时，他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政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证来，我也有拆开看看的，也有搁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有人说亲眼见过他送到统一党和同盟会的党证。他则摇着头说：“此恐怕不是我写的吧！”
1913年3月以后，盛宣怀当上了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和轮船招商局的副董事长。在二次革命期间，他污蔑说“革命流毒忽又剧作”，一再要求袁世凯政府迅速派兵镇压。他操纵轮船招商局，一面竭力抵制、破坏革命军对该局所属船只的调用，一面积极地为袁世凯军队运兵运械。盛称袁世凯：“实超轶乎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
收到这笔钱做亡命费也好
自宋教仁死后，国民党议员中多数在京中寻找投靠。袁世凯在选举总统时，拿出一笔大款子交给他的一些走狗，分头去向议员们收买选票，价钱是每票大洋8000元。据说在京的国民党籍议员，没有一个不依价出卖。武陵人钟杰坦白说：当大选时他在京闲着无事，也受袁党的熟人之托，替他们向同乡各议员去买选票，没有碰到一个人的钉子。问到覃振时，他很痛快地说：“横竖袁世凯要当选的，收到这笔钱做亡命费也好。”
民初，云南唐继尧与顾品珍争雄。期间顾品珍一度占上风，唐多次电催赵世铭第五旅反攻。赵世铭回电说：“世铭一生部下，两次师生，虽肝脑涂地，都不足以报知遇之恩。无如风雨连绵，道路泥泞，寸步维艰，奈何。”赵曾歌颂唐继尧说：“唐会泽之心思，岳鄂王之心思也；唐会泽之事业，岳鄂王之事业也。”
陈延年被杨虎手下的特务抓捕后，真实身份没有暴露。他托汪孟邹设法营救。汪找胡适，胡适说：“独秀之子，我一定营救他，你回上海等消息。”胡请蒋介石的大红人吴稚晖出面说情，如此陈延年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吴当着胡适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了，小陈可怕，太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吴随即给杨虎发去贺电：“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因此被刽子手乱刀砍死。汪得此噩耗，如五雷轰顶，痛心疾首，一直到后来，只要一提起陈延年遇害一事，他都追悔莫及，拍着大腿说：“说不得，说不得！”
1928年，张静江任浙江主席后，住湖滨“来音小筑”。一天张和他的姻亲周觉言语冲突，相互拍案大骂，说：“大家都是阊门（苏州）街上嫖客出身，彼此彼此，不要神气活现。你有什么本领，还不是亮见亮！”
塘沽协定后，黄郛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在怀仁堂设宴招待各方头面人物，席间黄郛得意之余，大谈其秦桧，说：“人们都说秦桧不好，其实如果没有秦桧的议和，南宋就不一定还有一百六十年的天下。”
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和战皆好
陶希圣为人阴沉，善于察言观色。人们将其归入无行文人之列，他“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委员长和战皆好。遇国骂共，遇共骂国，遇法西斯国共都骂。”
1932年初，有一个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杨周熙（时在军政部办的交通研究所当队长）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给蒋介石看。蒋交康泽审查，并考核作者。康泽把杨找来，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杨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康泽向蒋介石呈复，说杨投机。蒋把书名中的“法西斯化”改为“复兴运动”，内容照旧。
1932年，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自美国留学归国，想进商务印书馆，张反对，称：“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1932年夏，刘湘在渝召集二十一军管区教育会议，由刘主持，致词大要为“我统一四海后，先要发展土产，如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须不依靠科学亦能致富，闭关亦能自守。”何鲁时为重庆大学理学院长，起立发言说：“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刘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
戴季陶做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唯才是举，给人以“天下人才尽入彀中”之感。有一次，因一已达分数线的学生没有被录取，戴在国民会议上要求从严处分自己，蒋介石无奈只有罚扣其薪金三个月。
1934年，由熊式辉和杨永泰提议，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求得“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宣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以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时人有嘲讽此事者，撰对联为：上联：一二三四五六七（意“忘八”）；下联：忠孝仁爱礼义廉（意“无耻”）。
汪精卫投靠日本后，召集各方势力会谈，以期尽快建立政权。王克敏和梁鸿志都对日本方面负有借着扩大华北特殊职权问题故意延宕汪伪政权建成的使命，王在每次会谈如涉及国旗、汪党流入华北、在华北建立政治分会和陇海铁路的管辖权等等问题时，都与汪争得面红耳赤。他还讥讽汪说：“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日本人难缠，你同他条件谈得再好，他到一定时期，也能翻脸不认账。”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说：“我们60多岁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汪因此极端痛恨王克敏。
成舍我在重庆办世界日报，对社内一切措施，实行高度的压迫和剥削。以艰苦抗战作口实对职工采取低薪制，任意增加工作时间，严定处罚办法。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迭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消息在当日中午传到重庆，报社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