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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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会忘记自己的姓名。有一次他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您哪儿”。金忘了，答不出来，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是服务员说不行。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他的人力车夫王喜，王说：“我不知道。”金说：“你有没有听见人说过？”王喜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提醒了金岳霖。
我苦哉，我苦哉
鲁迅去世的电报到达八道湾后，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条，通知“鲁迅的母亲”。老太太悲痛至极，只能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说：“我苦哉，我苦哉……”老太太很不满意儿子的不能任事，她后来对俞藻说：“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老太太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1937年秋，日寇逼近太原，阎锡山率部退到临汾。他和第二战区的行营政治处住在同一个小村里。有一天他要去找政治处的秘书主任刘岱峰，当时有决死十总队的队长武玉山跑过来报告工作，说他在部队中建立起军队不许扰害老百姓，军官不许打骂士兵等等新办法。在一旁的董天知（共产党员）插话说：“好，这是八路军的办法。”阎锡山听了说：“什么八路军的，一切办法都是造化的，谁用就是谁的。”
在延安，张景秋担任了一个小组长的职务，终日忙忙碌碌，笑逐颜开。有一次，王实味一本正经地对张景秋说：“张景秋，我看见你，就想起鲁迅说的笑嘻嘻的脸。”张非常气愤，又觉得王的挖苦莫名其妙，他后来写了一首诗《笑》贴在自己的炕头：我从只能哭的地方来，现在要放声笑了！这笑声有人不喜欢，明天我还是要笑，笑得更好。
高长虹很重视培养文学人才。他曾发现了曾克，除写文章褒奖外，还要去看看曾克。当时曾在私立重庆复旦中学教书，他去了，把一张纸条交给校工，自己在门口等，曾克来到校门口，大声喊：“哪位是高老师？”他不答应，却拿出一张报纸交给曾克，正是刊登他写曾克文章的报纸，报头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字：“我约你谈一谈，如允，就出去走走。”
潘梓年善忘。一次在重庆的某签名场合上，他恍惚起来了，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旁边的人说他姓潘。可是，他还是想不起来，并且问“阿里个潘呀？”
抗战期间，朱家骅等人决定向蒋介石献九鼎，铭文由刘起訏起草，顾颉刚定稿：“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蒋介石知道后，大骂朱家骅：“这是无耻！”“太胡涂，是侮辱我！”“这种作法，不仅给我侮辱，也给党侮辱，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
什么今天要枪毙我
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
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放话说：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说：“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罗隆基则说：“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张爱玲说：“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
20世纪50年代，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沈从文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徐复观则认为，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烦，多半与殷海光有关。得到殷海光死讯时，徐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听到，立刻责备说：“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
20世纪60年代，为了揭露向达鄙视靠马列做学问的“阴暗心理”，翦伯赞举例证明，说：“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做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了则说：”这是降低身份。‘“
“文革”中，洪辛几遭没顶之灾，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于是来了个“你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甚至加上荒唐的编造，叫做“双料特务”，这些自然以后都澄清了，他什么也不是。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说：“反正迟早要推翻的。”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电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重了。到10月国庆，李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接了班。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他的妻子张洛进来看了，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周一良著《毕竟是书生》，或有论者以为周无反省之心，或有弟子朋辈以为周自责太过，承担了不必承担、也无法承担的内疚，据说，周是有勇气，良心的，他坦然将某位老先生匿名寄来的字条“无耻之尤”压在玻璃板下。钱文忠以为，“毕竟是书生”不是胆怯的求恕之词，其中包含着一股极难领略的傲然之气。对晚辈，周只有在认为你孺子可教时，才会在字幅上钤上“毕竟是书生”之印，否则只盖白文名章。
蒋介石死后，钱穆自称“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
无法对历史作交代
孔令晟曾任蒋介石晚年的侍卫长，他回忆说，蒋介石对是否让蒋经国承袭重任，心中曾有长期的冲突，并曾认为这样做，将“无法对历史作交代”。
叶秀山读书成痴。1976年，他住干面胡同大院平房，很小的房间，他的书桌就在窗下。有一天，他的邻居在窗下批评他说：你现在还坐得下来读书？他问出了什么事，原来由周恩来总理逝世引起的事态越来越大了，大家都到天安门去凭吊，致哀。于是叶接受批评，找了个时间也上天安门去了，只见那人山人海，庄严肃穆，凝重气氛，向所未有，张望之间，遇到几位同事，以目示意心照不宣。叶说他因此体会到走出书斋之重要。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韩石山曾经评点史铁生的名作：《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史因为下乡致残，韩说，不管史的这篇小说如何，仅是那抒情的题名就让人不敢恭维，那哪里是写受难之地，分明是远方姥姥的家嘛。
曹禺说：“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使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老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了，该走了。”
王小波在国学热中说，古宅闹鬼，老树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廉耻第二十九
多磕头，少说话
穆彰阿恭维曹振镛：“老师德高望重，京师谁人不知？声名如师者，怕空前绝后矣！学生正欲求教为官之道。”曹大笑：“告诉你也无妨，此亦无他，唯多磕头，少说话而已。”
池州秀才杨长年为了进谒两江总督曾国藩，撰《不动心说》呈上：“今置我于粉白绿黛之侧，问：”动心乎‘？曰：“不动’！今置我于红蓝顶戴之傍，问：”动心乎。‘曰：“不动’！”为了晋见中堂大人，美人官爵，一概置之度外。曾的幕僚李鸿裔在文后批曰：“白粉绿黛侧，红蓝顶戴傍，万般都不动，只要见中堂。”
李鸿章、程学启攻占苏州，采用了骗降后杀降的手段，其欺瞒和屠杀之举，使英国人戈登“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发誓要消灭李、程。后来李鸿章对他进行安抚，他仍然持保留意见，拒绝接收朝廷赏给他的一万两银子，他在朝廷的褒奖令背面写了一段话：“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丁日昌做江苏巡抚时，曾认真查禁“淫书”，他开出了一长串书目，从《肉蒲团》、《灯草和尚》、《浓情快史》、《绣榻野史》、《五更尼姑》，到《三言》、《二拍》、《西厢记》、《水浒传》、《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写尽痴男怨女之情，字面上又决不露一个淫字，而令人心往神驰，这就是所谓“大盗不持干戈”。当苏南战争结束后，刘铭传带亲信将领游览无锡的惠山，当时因躲避战争，山上出家当尼姑的特别多，刘因此饱览秀色。丁日昌知道后，一本正经地劝他：“省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