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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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回到家中，她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信一寄出，她就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别二十多年的傅聪，第一次回国就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百感交集之余，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素不相识的无名女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
意志第九
吾辈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
胡林翼多次说：“天下糜烂，特吾辈二三人撑持。吾辈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可乎？”他给曾国藩写信说：“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当为其忍，为其难，非如此则事必不济。”
魏源得到儒家经典《大学》的古文，一见之下，欣喜若狂，连夜苦读。等汤金钊前去探望时，只见魏蓬头垢面，发辫不整，乱草般的发丝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领破旧的长袍，不着马褂，上面亦是污迹斑斑，脚上随便穿一双旧得发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袜。往日沉稳严谨的清贫才子无迹可寻，魏混然一个浪迹街头的乞丐，汤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寻到一册古本《大学》，甚是喜欢，抄录全篇又将之与今文《大学》相校相勘，不知已过了如许时日。”
曾国藩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为“涤生”，以求改过自新。十年过后，他从苦读的考生变成了入直的翰林，可是反躬自省，发现身上毛病不但涤除未尽，反而越来越多。于是痛下决心，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就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欢吟诗作赋，寻章摘句，而没有把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认为症结在于好名，同样“可耻”；给地方官员写信，口气亲热了点，那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该重写一封，“作疏阔语”；喜欢侃大山，争口头上的便宜，那是妄语，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说黄段子过嘴瘾，“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于此“日三省吾身”，十年有成。
胡林翼自己要求去贵州当差，以为“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敢负良友厚意。”他到任“遍谒光荣，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
李鸿章二十岁言志：“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其入都诗说：“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丁日昌回乡之后，病体沉重，加上心灰意冷，因而表示要一心钻研古文，不再问人间事。李鸿章很不客气地批评他说：你这样做，不是不可以成为一大名家，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无穷，但从汉朝到现在，不患无文人学人，察其究竟，仍不过是文学而已，“于当时奚益？于后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件两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话语锵铿有力，丁日昌由此再次扶病出山。
谭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欢。12岁时，二姐、生母及长兄因染时疫，前后五日内相继病殁，谭也被传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复生”之字。复生由是轻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他说：“为度一切众生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
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
孙中山曾对蔡元培说：“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
黄兴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尤其是明末王夫之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他曾说：“丈夫处蛮夷猾夏之秋，当有事于大者远者。”
邹容少时即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他问父亲：“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秋瑾住在北京，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她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后来，她对王时泽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归国后，积极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他经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绳束腰，穿着芒鞋，蓬首垢面，惨淡经营，四过杭州，而没有回家。一次将近除夕，人们劝他回家过年，他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1905年，徐锡麟游历浙江各地，交结了他称为“奇才力士”的会党成员，他对人说：“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
吴樾幼年进私塾读书，12岁起，年年参加童子试，均落第。19岁后不再学习八股，爱读古文辞，特别喜好历史。“每读明史，朗诵长吟，感叹唏嘘不能置。”
武训立誓乞讨办学后，从破庙中出来，满街跳跃欢呼，若疯若狂。并且高唱道：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反对伪立宪的吴樾暗杀五大臣，自己被炸，重伤身死，其致未婚妻遗书上说：“愿子为罗兰夫人，”“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
谁要再要我剪辫子，我就和谁拼命
朱执信参加革命后，仍留着辫发，身上穿着他父亲留下的长袍大袖的旧式衣服，即如他所说：“衣服褴褛，辫子盘有头头。”一般人见了，指为怪僻，看不出他是坚定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见之，笑他“顽固”，他则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劝他剪掉，甚至武力强迫，他竟拔出小刀，严肃地说：“谁要再要我剪辫子，我就和谁拼命。”朱执信此举后来反而保护了自己。
徐锡麟字伯荪，绍兴人，以排满革命为职志，到安徽谋差得巡抚恩铭信任，任警察学堂总办。而徐因此伺机刺杀恩铭，徐被捕后被恩铭卫士分食心肝。有人问徐：“恩抚台待你不薄，何故如此？”伯荪说：“恩待我是私交，我对他是公义，私交何得胜过公义？我一死而已，不必多言！”
民初，陈独秀说：“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
清末民初，蔡元培为北大校长，事务冗繁。有一次，北大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几百人聚集要求免费。蔡先生坚持校纪，不肯通融以至秩序大乱。于是这位身材矮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喊道：“我跟你们决斗！”包围他的学生只好纷纷后退。
胡适在美留学时，初与同乡梅光迪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关系越来越僵。胡适的态度，特别是后来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以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为己任时，引起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学衡》杂志的创刊，这意味着“鏖战”的开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1918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时，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极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果然博学多才，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蒋百里29岁时任保定军校校长，他到校视事的第一天，向学生们训话，较为简洁：“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半年后蒋自杀，震动全国，幸而得救。
欲立志，先绝欲
民初，蒋介石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但仍不脱上海滩“小混混”色彩，其时日记中充满了荒唐放荡与自责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决心：“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记道：“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其后几个月，日记中充满自责，也确无“不良记录”。但1920年初，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欲念，1月15、18日分别记有：“晚，外出游荡，身份不知堕落于何地！”“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所，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记屡有：“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这年夏天，他遇到旧友，言谈中感到别人对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记中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9日则记道：“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后的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