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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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胡适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进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中道主义
　　20世纪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
　　天下为私
　　1932年3月，汪精卫跟“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王造时说：“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是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王造时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困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人来比喻我们。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天下为私’了！”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陈独秀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字。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和平改革勿伤元气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倘若没有戊戍变法、庚子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据。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娜拉走后怎样
　　顾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记上说到“世人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他把革命当作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革命不可轻言告别
　　李朝晖说，革命不可轻言告别。
　　问世第六
　　夏曾佑：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
　　关于华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讨论时质问：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
　　康有为反问王照：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那条路如何来得及？
　　慈禧问：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
　　孙中山问严复：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鲁迅在日本留学初期时问：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林觉民问：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
　　鲁迅在五四期间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19年初，王光祈问：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
　　刘半农在诗中写出了文明转型时代的国家意识：教我如何不想她？
　　郁达夫在《沉沦》中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陈独秀在爱国声中问：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20年代，孙中山问：在完成了现代工业化之后，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文明的干城？
　　1925年，段祺瑞宣布举行善后会议，邵飘萍持批评态度，他说：“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
　　徐志摩在诗中自承：我不知道风向哪个地方吹？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时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陈独秀问：（现代中国）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
　　陈济棠问胡适：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1928年，林彪在井冈山上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蒋介石问：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张伯苓问李济：人类学有什么好处？
　　梁实秋：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梁实秋问：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又自承，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艾青写诗时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1933年，王造时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30年代，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为之辩护，章问：党即国家乎？
　　1935年，吴景超的猜想。后来是李约瑟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晏阳初问：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杨靖宇被捕前问：这些天遇到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瞿秋白赠给狱医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着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胡适问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问金岳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40年代末，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大肆搜捕共产党，在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是共产党后，蒋介石曾大为惊讶、震怒。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感慨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在朝鲜访问后问：谁是最可爱的人？
　　梁思成问：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
　　顾准借用鲁迅的名言问：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王赓武问：“文革”究竟埋没了多少天才？
　　龙应台在台湾跟“对手”较量时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80年代初，潘晓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余杰在世纪末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
　　人论第七
　　蒋廷黻说琦善超越时人
　　蒋廷黻说，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
　　方宗诚说：“自道光以来，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国及润芝宫保（胡林翼）开此风气耳。”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缪凤林说，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从1867年正月郭嵩焘就被迫赋闲，回乡一呆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静地思虑世界，研究洋务。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不无得意地说：在当前懂得洋务的“同志诸君”中，“中堂（指李鸿章）能见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桢）能尽其实。”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鸿章说王韬：“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说王韬：“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