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3炮击金门-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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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苏早已歧见日深，也是真事。
双方裂隙源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那篇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能同意赫氏的论点，坚持应对斯大林三七开，因为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只能丑化苏共几十年的历史。此事对毛泽东影响之深可从十年后他发动“文革”看出，“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挖出大大小小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危险人物”。另外，赫氏此时主张同美国和西方搞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也是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很好理解，此时中国刚同美国打完一仗，领土台湾又在美国武力的直接控制之下。虽然十三年之后，毛泽东依然是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以一种相当有利的占位，在尼克松作出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的承诺后，实现了同美国的缓和，开始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历史的发展自有规律可循，而规律是在此一时彼一时，有时甚至截然相悖的场景中得以实现的，所以，我们的星球在按照预定的轨道运行时，才显得多彩而有趣。
毛泽东擅长一种泳姿奇特的侧泳，他斜身侧头，两手向着同一方向，一下又一下缓慢而有力地划水，从容间凸显出超常的自信。赫鲁晓夫则会一点点自由式，他的短而粗壮的四肢不是很和谐地重重拍击水面，搞得小半个游泳池水花四溅，但他的游速挺快，不一会，就能从此岸冲击到彼岸。毛与赫相互饶有兴味地欣赏着对方的泳姿，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
都累了。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双双爬上岸来。裹上毛巾毯，斜靠在躺椅上，开始了他们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谈话。
没有谈斯大林，也没有谈美国，但依然很不愉快。不知何故，中方从未公开这次谈话详细、准确的记录，大致情况，仅散见于诸多回忆文章之中。倒是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作了长篇追述。世界公认，《赫鲁晓夫回忆录》水分极大，谬误百出，但毕竟是我们迄今所能读到的对中苏交恶内情记叙较详的一篇文字：
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这一协议，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提出要我们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
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但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 为了合乎情理， 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我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
赫鲁晓夫的“不理解”是因为忘记了，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是完全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当共产主义者需要读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籍。当爱国主义者不需要，面对中国一百余年被蹂躏的历史，只要具备中国人的良知和血性就足够了。绝不允许在中国的土地上再次出现外国军事设施，这是毛泽东，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意志和共识。
1993年12月23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称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我以为，此一赞誉确比过去的什么“导师”、“舵手”来得贴切，不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如何，他在维护国家统一、独立、主权方面的坚定性、强硬性、一贯性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1958年，在最最需要苏联给以支持的时刻，敢对赫鲁晓夫说：“不”，要具备绝大的勇气。
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发表，立即引起世人注目。明摆着，在国际局势高度紧张、敏感时刻中苏首脑聚首会谈，最重要的议题自然是中东事件及其影响、趋向，以统一步调，协调策略。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苏联代理外交部长库兹涅佐夫、苏共中央委员波诺马烈夫。
由于双方的国防部长均参加了会谈，使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意向表现得十分突显。
《公报》给人的另一强烈印象是，双方“空前团结”、“一致对外”，并且，已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秘密协议”：
“会谈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中苏两国严厉谴责美国和英国在中近东地区的粗暴侵略行为，坚决主张立即召开大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中近东局势，并且坚决要求美国和英国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他们的军队。”
“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
赫鲁晓夫尽管在北京的三天中对毛泽东老大不高兴，还是竭力掩饰了双方分歧，与中方共同写作了一篇水平很高的官样文章，给世界留下一片迷雾。
直到1993年8月， 台湾《青年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炮战前夕，金马已成举世瞩目焦点”的文章依然一口咬定，1958年赫氏北京之行，就是为密谋炮击金门而来，毛泽东敢对金门下手，就是由于苏联的唆使和怂恿。
毛泽东和苏俄头子在北平集会时，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当时中东战局
已把美国搅得头晕眼花，再也没有精神注意到远东了，此时如能拿下金门，
六个月就可解放台湾，而打开了西进太平洋的大门。
几十年了，台湾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观点。但只要认真阅读《公报》就会知晓，其中不仅没有提到台湾问题，甚至连“台湾”二字都未出现，这当然不是一种无意的疏忽。事实上，毛、赫晤谈不快，中方根本就没有向苏方谈及炮击金门事，这使得二十天后金门落下炮弹，感到震惊和恼怒的，不光是台北和华盛顿，还有一个莫斯科。赫鲁晓夫气得大叫大嚷：这么重大的事情，毛泽东竟连一个招呼也不打，这算什么亲如兄弟？！毛泽东自有他的道理：中国人解决自家事，为什么要向你莫斯科打报告，非得得到你的批准？究竟中苏会谈对日后的炮击金门是否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本人从未谈及，而采访中，许多老同志肯定认为：赫氏造访北京，只能坚定了毛泽东要打这一仗的决心，你赫鲁晓夫要同美国搞缓和，我偏要同美国搞一点点紧张，看你怎么办？炮击金门的主题是惩罚台湾，警告美国；副题是在苏联面前显示独立性，表示决不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决心。我以为，对历史的复杂性理应如此理解。
中苏北京会谈内里与表象的不一致对打响后的炮战，其影响亦是双重并相当微妙的。
艾森豪威尔对中苏《公报》的措辞感到某种程度的忧虑并不奇怪，因为自朝鲜战争开始，预测一旦中美间发生大规模战争，苏联将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介入，已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大战略研究课题。尽管中情局早就得出结论，“在中国长江以南发生任何级别的战争都不会导致苏俄的直接加入”，艾森豪威尔仍不能不审慎看待中苏间“牢不可破的团结”，不能不认真做出种种假设，如：美国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可能面临同苏联直接对抗的风险；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将促使中国从苏联获得同类毁灭性武器；美军在中国大陆南部大规模登陆，将导致苏联乘机从其欧洲领土大规模西进，等等。中央情报局未能及时帮助艾森豪威尔读出中苏《公报》在热情洋溢的言辞下所掩饰的巨大分歧，迫使艾氏在采取任何行动前均须瞻前顾后，三思而后行。
毛泽东同样亦不可能随心所欲，放开手脚地大干。既知苏联的支持将极其有限，放大炮一响，理想的结局只能是既表达了惩诫的意志，又不可导致事态失控。蒋介石不难对付，但现在就同美国在台湾海峡打一场主要较量海空力量的大规模战争，老实讲，实力不够，时机也不成熟。
亦真亦假，虚虚实实，嘴巴铁硬，下手留神，很像京戏《三岔口》中的武打场面，双方小心谨慎地揣摩试探着对方的出拳使刀，有时是虚晃一枪，有时是意在恫吓，有时又是确确凿凿的杀手锏。国际斗争永远都不是纯军事，免不了尔虞我诈，纵横捭阖，能够知己知彼，参透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