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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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内容仍保持其亲身经历的价值。（中译本1981年出版，根据1975年俄文版译出。——译者）
“北美报联”的文森特·希恩是受宋庆龄影响的同情者。他的《个人的经历》一书留下了有长远价值的生动纪录。①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阿瑟·兰瑟姆是一位公正的记者，在10年前曾亲眼目睹苏联十月革命，所以他可以把那次革命同中国现时的革命比较，看到它们的共同点，也看到它们的差别。这些差别使中国国内外许多外国人关于武汉“共产化”的叫嚷显得可笑。②合众社的兰德尔·古尔德后来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回忆录。③《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威廉·亨利·张伯伦当时也在武汉并且是抱支持态度的，虽然后来他成了一个给人乱戴“红帽子”的人。
①《纯正的心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第141页。
②初版1934年，最后一版1969年。
③《中国之谜》，戴维·劳合乔治序（英文）。
在武汉还有一位有声有色的人物，那就是挪威作家诺达尔·格里格。他是共产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民族英雄，因为他保全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免遭纳粹掠夺；后来，他从英国驾机空袭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大陆，在一次飞行中被击落殉难。在宋庆龄故居的书室中至今还保存着一本他写的关于海的小说《船继续航行》，上面有他1928年1月9日在奥斯陆写的一句满含深情的话：“有一册很久很久以前已经遗失了，大概在寄往汉口的途中，所以这艘船这样晚才航行到你那儿！”①
①《中国在阳光中》（英文）。
陈思兰写道，“诺达尔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位真诚热心的支持者。他觉得，世界的进步系于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①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观点——当时全世界革命者及他们的同情者都持有这种看法。②
①格里格这本小说的英文版1927年在纽约出版。
②陈思兰书，第71页。
她记得，在宋庆龄寓所，格里格曾朗诵他献给鲍罗廷的剧本《巴拉巴斯》。巴拉巴斯是一个人的名字，同耶稣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称他是一个“小偷”，但其他一些作者把他描述为反对罗马统治巴勒斯坦的叛逆者。剧本的寓意是说明基督教教义的革命根源。这一点对庆龄可能很有吸引力，因为她是从基督教教义这个根子上发展到革命的。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发生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在德国，德皇被推翻后，接着发生共产党领导的斯巴达克起义。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和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实际已经建立。在意大利，很多企业为罢工工人所接管，革命眼看即将爆发。但在所有这些地方，后来所出现的是失败和血腥镇压。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动势力最穷凶极恶和彰明昭着的表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
但在这同一战后时期，亚洲却处于反帝觉醒和革命的进程之中，其典型表现就是中国的五四运动。因此，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指出，那个幅员辽阔、人口占世界一半的亚洲将是下一个发生革命的伟大场所。这些革命的性质将是民族的、反封建的，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或工人阶级的，但是它们的最优秀领袖如孙中山都是品格高尚、不屈不挠、在社会问题上思想开明的。正是出于列宁的敦促，共产党人参加和支援这些革命运动，斗争在最前列，组织工农为民族的和阶级的目标而奋斗。世界革命在西方被阻止，但在东方将起来。世界帝国主义链条将在其最薄弱环节——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突破。
1925—1927年中国发生的事件看起来有力地证实了这种看法。因此，在全世界、在各个方面，都对广州和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巨大的兴趣。因此，各国反动派都叫嚣要对中国进行干涉。也因此，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不许干涉中国！”的示威运动。也因此，全武汉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寻求希望和团结。
全国工会会议在武汉举行时，有许多外国兄弟组织的代表团参加。参加者中包括汤姆·曼这样的英国工人运动前辈，还有美国共产党的厄尔·布劳德等人。在文化领域，在那些革命精神高涨而形势十分危急的日子里，武汉观众却看到了许多外国艺术家的演出，其中有著名美国舞蹈激进革新家伊莎多拉·邓肯创建、当时设于莫斯科的艺术团。
但是，随着令人兴奋的胜利，乌云正在笼罩上来。
武汉出发的北伐军仍在取得胜利，但其精锐部队（包括那些革命思想最昂扬、有共产党人参加的部队）在前方伤亡很大。越来越多的恶兆显示，后方有些将军正明目张胆地想要重复蒋介石那样的叛变。
5月19和21日，在农民运动最为高涨、有些地方已从地主手里夺取了政权的湖南省①，当地国民党军团长许克祥用上海“四·一二”屠杀同样的手段把农民运动镇压下去。
①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文艺性回忆录《逃避的道路》（企鹅丛书）（英文，1981年）中赞颂了他的朋友格里格，见该书第18—22页。
由于同样的阶级根源，在“有名的国民党左派”高级政坛人物（包括汪精卫）中，机会主义正在增长。这些人一方面被对方的军事优势所吓倒——用鲍罗廷所作的生动比喻——就像兔子遇到了蟒蛇。另一方面，他们更怕工农群众。作为他们的主要支柱的工农群众正在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要求把他们在那些漂亮言辞中许诺的改善措施兑现。看来已经临近的革命胜利果实应该归谁？这就是矛盾冲突的核心——这种矛盾冲突存在于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之间，也存在于蒋介石、汪精卫和人民群众之间。
在武汉的领导人中间，只有极少数在危险的漩涡中毫不动摇，决不违反自己所持的原则和贫苦人民的期望——宋庆龄是其中之一。“左派国民党中唯一的男子汉”。这是鲍罗廷对她的赞誉。虽然带一点大男子主义的色彩。在那里的所有革命的国民党人中，现在只剩下两位妇女了——周恩来这样谈到她和何香凝。当然并不止她们，而是还有其他人，主要的有邓演达，军队政工首长；在当时的文职官员中还有活泼的陈友仁。但是他们的队伍正在缩小。大多数人开始诬蔑整个工农运动是“外国（指苏联）制造出来”的、群众运动“太过分了，把许多爱国和反帝分子都吓退了”。
到了6月，武汉的反动浪潮高涨，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起源于伟大的省港大罢工，此后在国民党左派的首都广州和武汉一直是一支很大的力量。）最后，7月间，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宣布“分共”及遣返俄国顾问。他们像早些时候蒋介石所做的那样，彻底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进行大屠杀。
（六）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七·一四”声明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宋庆龄无情地剥去他们所最舍不得的伪装“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她在一篇声明①中首先明确指出：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中有令人难忘的描述，见该书《反动派统治下的“赤色”湖南》、《永丰的革命》、《革命的片断》等
“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在分析了工农阶级作为中国革命力量基础并历述贫农家庭出身的孙中山革命思想产生的根源之后，她接着写道：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物。这是谎话。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向李鸿章建议社会与经济的改革。在1911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登在日内瓦《社会主义者》报上，其中他说，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革命。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标之一。凡是他所计划的，都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法。
“1915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他还要廖仲恺对农民和工人问题作更深刻的研究。
“孙中山奋斗了四十年，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些人民革命的计划才开始获得成果。我清楚地记得1924年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
“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的工具吗？”
这是对那些背叛者的致命回击！
这篇声明发表在1927年7月14日的《国民网》报上。这是由雷娜·普罗梅负责编印的该报最后一期，但被没收。此后，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就以传单的形式散发。
毫无疑问，武汉的反革命行动能同上海一样轻而易举地实现，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软弱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意见相互矛盾。同国民党联盟无疑有利于进步——逐步消灭北洋军阀的势力，同时也就给帝国主义以打击，并为群众运动的发展开辟道路。但由此产生了过多的幻想。对胜利说得过多，对危险的讯号不加重视，对同国民党的联盟依赖过久。认为武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