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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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任何船只如经过港澳即不准在广东卸货。英国货物和船只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进入广东，其他国家船只如不经过香港或澳门则允许到广东自由贸易。违反上述规定者，其货物全部没收，由特别委员会予以拍卖。”
美国激进的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罢工高潮阶段，在宋庆龄（向广州政府疏通）和鲍罗廷夫人（向罢工委员会疏通）的帮助下，来到了广州。她从一个热烈同情者的观点描写了罢工情况。她对工人斗争富有经验，曾积极参与1919年美国西雅图的大罢工。她写道：
“我就像刚离开古老的亚洲，忽然闯进了现代世界。……这次广州罢工……是有组织的工人罢工，同西雅图、匹兹堡、伦敦、汉堡等世界任何地方一样。这儿不是外乡异域，而是故乡。
“辛西娅（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当时21岁）……指给我看一条尚未竣工的坎坷土路，这是罢工工人献给广州的礼物，以报答广州将自己与黄埔联接起来的友好举动。黄埔是广州的港口和军事基地，位于下游11英里处。
“她说，‘罢工工人正在加强这座城市，好让我们永远牢记这次罢工。’
“……成立最早的现代工会——海员工会领导了罢工。苏兆征是海员工会主席，也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他对我说，‘共有140个工会参加。这不是一场种族斗争，也不是中英斗争。请代我们转告西方工人们：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斯特朗也记述了这次罢工对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影响：
“我先去了香港。广州罢工，罢工工人坚持了6个月的封锁……香港成了死港。香港的银行向伦敦求救以免破产，这个城市每天要损失100多万美元。领事馆的一个美国人对我说，‘你知道采矿热过去后内华达州的那些鬼镇吗？我整个夏天都在想，这种现象会不会在大英帝国的第三大港——在东方的第一大港——出现。’这就是以广州为基地的中国罢工工人的威力。”①
①博格著书，见上条，第42—44页。
纽约《民族》杂志编辑刘易斯·甘尼特在这年冬天去中国旅行，他写到香港的情况：
“……1924年，香港每天平均到船210艘。广州开始罢工、封锁香港、香港华工响应，航运降至每天34艘。房地产价跌落一半……英国大银行（东方最强的金融机构）股票价格也跌落了一百多个百分点……”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第一章《广州序曲》是作者在1925年所写报道的概述。
后来，一位研究这次罢工的学者说，
“1926年10月封锁终止时，香港看起来完全像一座荒废了的村庄。买卖停止。大楼空荡荡的。办公室都关了门。几乎没有一点生活的气息。”①
①博格引用刘易斯·S·什尼特在《民族》（The Nation）杂志1926年3月31日一期中的文章。
有一件事情在这些记载中都没有提到，但却使享受特权的香港外国人可能最难忘记，也最为痛心疾首。那就是当他们那些中国佣人走掉以后，他们不得不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自己带孩子、自己倒垃圾——几十年来在东方的外国人几乎已经完全忘记怎样去干这些活计了。
香港当局失去了“劈柴挑水的人”①和更多其他的工人，不得不想尽办法引诱那些罢工工人回来——而在平时，他们对那些不顺从的工人是驱逐出境犹恐不及的。但是，他们的引诱未获成功。
①语出自《圣经》，指干苦活的人。——译者
罢工期间，成千上万聚集在广州的罢工工人要吃要住。宋庆龄在上海投身于为罢工工人募款的工作，她的呼吁“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延误救济工作”通过函件、电报传到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处的华人社会。光是海外华侨的捐款经她手汇往广州的达10万美元以上。在她回广州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海员苏兆征率领一个代表团专门前去向她致谢。除了财政支持之外，孙中山夫人的名字作为主要支持者也提高了这次罢工的政治声誉。
在上海时，宋庆龄同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会长是共产党人向警予）紧密合作。7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一位主要发言人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句话后，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宋庆龄听到这里，含着眼泪说，她觉得孙中山的精神确实不死。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
不久，在广州显示出了可悲的证据，证明反动势力在那里同革命力量一样，也在积极活动。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开会时，在门廊中为刺客的子弹射中倒地。廖的个子不高、肤色较黑、眼光经常流露出乐观情绪、动作灵活，读书广博，工作效率极高；从20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齐始，他一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同伴之一。对宋庆龄来说，他同他的坚强的妻子何香凝，无论在私交上或政治上，都是感情最深的挚友。廖氏夫妇都是她同孙中山结合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在看护孙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国民党内部，廖是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关键人物。在遇害时，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和农民部部长，广州政府的财政部长和广东省长。他深为城乡劳动人民所敬爱，他们可以随时去见他，并且谈起话来总是很投机。他虽身居高位，但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不是失去、而是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在省港大罢工期间，他担任罢工委员会的顾问，尽心竭力地进行各种活动，他的妻子何香凝则致力于日常的具体工作，为罢工工人解决食宿及其他物质需要问题。庆龄在上海就是同何香凝保持联系、配合工作的。
在广州，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周恩来是成员之一）的报告认为，廖的被刺是国民党右派的一次恐怖行动，并怀疑受到香港英方的煽动和资助。这也是一个讽号，显示出国民党右派尽管乐于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来推进北伐，却对群众运动又怕又恨。他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以阻止劳动群众和他们的真正的支持者分享任何权力。
宋庆龄在给廖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遽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①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在广州，参加廖仲恺追悼大会和葬礼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贫民等共达15万人，会后并举行了游行。这是从5个月前孙中山逝世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群众行动，人们在对一位领导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继承遗志的决心。这也是国民党左派（包括共产党人）对右派的一次明显反击。
①博格引用多萝西·奥查德着《中国如何用抵制作为政治武器》，载《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院学报》，1930年11月，第260页。
宋庆龄在那封唁电中曾说到“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椎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实际上，她不但事忙，而且身体也不好，有空时就到她母亲处休息一下。她还没有从孙中山逝世的沉重打击和压力下完全恢复过来，而与此事有关的工作还得继续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陵址，尽管新的政治任务接踵而来。
她还不顾病体，应邀赶赴北京参加6月30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帝群众大会，以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中死难烈士。她直接从火车站赶到会场，登上大会主席台，同大会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宾（包括来自印度、日本、朝鲜、土耳其和德国的解放战士和进步人士）站在一起。但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不能亲自讲话，只能委托妇女领柏刘清扬（共产党人）代她向到会群众表示歉意。据目击者回忆，她当天身着花边素服，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她的到场具有重大意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群众运动的浪潮正在全国高涨。但各地的形势都十分复杂和充满矛盾。
（四）广州：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
在1925年上半年，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在政治上是一座灯塔，但在军事上仍很不安全，革命政府所能真正控制的只是广东省的一小部分——从广州到湘粤边境韶关沿铁路线两旁的一条狭长地带。
在东面，广州仍经常处于以惠州为巢穴的陈炯明部队的威胁之下。陈部虽屡次战败，但训练和装备较好，除就地征税筹饷外，还得到香港英方和广州某些富户的资助。包括广州“商团”（被称作“纸老虎勺残部和乡镇地主武装“民团”在内的非正规部队为它提供了兵员补充。
在西面，广西的军阀并不甘心于被逐出广州，仍在垂涎广州的丰厚税收。
在北面，部署着北洋军阀的军队。
在南面，隐伏着来自香港的外国干涉的经常威胁。一些列强的军舰就碇泊在广州的内河，随时准备开炮和派遣陆战队登陆。
即使那些被认为“忠诚”的部队，也各有不同的打算。例如，在广州的滇军是为了榨取军饷——也只为了这个原因才愿意出力气防卫这座南方首都的。但那也是暂时的——因为他们仍想着从对手那里把云南省夺回来（他们是被对手赶出云南的），所以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远走高飞。对于革命理想、对于其他方面的作战（比如北伐），他们一概没有兴趣。
这些部队和其他“联盟”的部队都随时可能倒戈——谁给他们好处多，他们就倒向谁。1925年5、6月间，名义上统率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