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而是托人带到日本发的。在信尾庆龄亲笔签名“R．Nakayama”——R．是她的英文名字“洛士文”的第一个大写字母；Nakayama是“中山”的日文发音。这个英文署名可以瞒过中国的检查人员，但收信对方则一看便知。
①迪亚斯（1830—1915）曾任墨西哥总统，实施独裁统治，仰仗外国资本，在1911年革命中被推翻。巴蒂斯塔（1901—1973）两度为古巴独裁者，1958年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起义部队推翻。蒙摩查父子均为尼加拉瓜独裁者，其家族统治尼加拉瓜近半个世纪，至1979年始被推翻。皮诺切特在1973年以陆军总司令推翻阿连德政府，在智利实行独裁统治，直至1988年。——译者
②“Woicy”或“Waicy”是孙中山当时在上海通知别人给他发电报时用的假名，见前引书《孙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英文）。
作这些伪装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的袁世凯虽已气息奄奄、命在旦夕，但还在垂死挣扎，妄想保住权力，所以从海外回国反袁护法的革命者都须采取严密的掩护措施。庆龄回到上海后，就得“帮忙处理大量文书工作”（致梅屋夫人信中语）。这里所暗指的是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第一次讨袁檄文是从日本发的）。
正如在她以后的生活中，所经常发生的那样，庆龄这一次改变环境，把她推进了一次新的危机。就在她到达上海的前一天，孙中山在上海的重要部属陈其美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枪杀。在辛亥革命时，陈其美占领了上海这个港口大城市，然后又攻占了南京，使孙中山得以在南京就任新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他的遇刺所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陈其美的遇刺是骇人听闻的，但他只是在袁世凯手中被害的许多无辜的爱国者之一。”庆龄在5月27日给梅屋夫人的第二封密信中写道，“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内心十分忧伤，但真理必将永存，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中国再次恢复和平和繁荣并为人类造福。”
她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到达之前，他（指孙中山）的住处同陈先生的寓所相近。他一向是无所畏惧的，即使有许多特务跟踪他时也是如此；所以除非我同他在一起，我总是不放心。但有许多事情他必须亲自照看，因为他是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唯一能挽救我们的中国免于毁灭的人……”
“我们很快将离开上海”，她接着写道，“但请仍把给我的信寄到上海，由山田纯三郎转交。信上不要写什么重要的事情，也不要提我丈夫的名字，因为陈先生就是在山田的寓所被袁的特务暗杀的。”
袁世凯在1916年6月6日死去。黎元洪当了总统。真正的权力落入皖系军阀头子段棋瑞总理之手，时局毫无起色。但袁世凯临死前的恐怖统治总算终结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
7月末，庆龄病倒了，严重的肠胃炎，发高烧，可能是前一段工作和生活过于紧张所致。孙中山很着急，立即找山田去请一位好医生来诊治。到8月中，庆龄病愈，可以外出旅行了，孙就同她到浙江省的宁波、杭州和绍兴去旅游和休养。他们在那些地方接触了一些政界朋友，孙作了几次重要讲演。从留下来的照片上看，这对夫妇表现出度假时的那种轻松愉快情绪。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休闲旅行——但即使是这一次也只能说是半公事半休闲的旅行。
回到上海后，情况变得好一些了。宋庆龄在1917年2月19日给梅屋夫人的信上说，以后通讯可写她在上海的正式地址：“环龙路63号”。（环龙路即今南昌路，在当时上海的法租界内）。她信上谈的也不是政治危机而是电影制片业（梅屋庄吉是日本电影业的先驱）：“我要是自己有钱，很愿意同你们合伙经营电影业，因为这是一种伟大的教育工具。”（虽然她从未参与过电影制片工作，她一生都是电影的忠实观众中的一员，遇到有她认为优秀的影片，她常把朋友们和她希望加以培育的青年们找到一起来观赏。）她的社交生活也很忙。她写道，“我们的家里经常是宾朋满座”。他们的“地下”生活结束了。
宋庆龄在4月17日写的第三封信是给梅屋先生的，因为梅屋夫人正准备动手术。在这封信里，庆龄又回到当时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上来：“我想你大概知道，许多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人正在拼命地要把中国拉进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这样做，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许多人为了钱、微不足道的一笔钱，竟然甘心牺牲国家的生命，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我的丈夫几乎花费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为中国振奋民族精神而努力，他对某些高官这一自甘堕落的行为强烈反感，这些人把金钱和地位置于诸如真理、荣誉、自尊心等其他一切事物之上。”①②
①这些信都是用英文写的，此处皆为译文。宋庆龄的函件、文章多数用英文，本书所引用者如采自己发表的译本，皆在注释中注明，其他则为本书译者的译文。——译者
②这个“洋泾浜”的地址也是一个秘密地址。在上述《孙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中有一封，孙告诉收信人，来信用两个信封，在外面的一个信封上写这个“洋泾浜”地址，里面再套一个信封，写明是给孙的。
参战问题不仅是外事方面的一次考验，也是《临时约法》能否得到遵守的一次考验。新总统黎元洪和极大多数国会议员都反对参战，但掌握军权的内阁总理段棋瑞却一味主张参战，并在与各省督军密商后，置国会于不顾，一意孤行。这个军阀首领在首都横行霸道，各地军阀则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拥兵自重，成了“土皇帝”。共和中国的军阀主义灾祸不象在拉丁美洲那样以政变为特征，而是连绵不断地进行流血的、毁坏性的内战，其源盖始于此。
孙中山既无兵力、又无权力，但他有崇高声望，所以他写的反对参战的小册子（由他的亲密追随者朱执信署名）在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宋庆龄4月17日的信反映了孙的立场。信中所提到的“微不足道的一笔钱”是指段棋瑞从日本银行拿到了一笔500万日圆的贷款（史称“西原借款”），作为中国参战的报偿。
进行这样的收买活动的不止是日本。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赖尼希和曾任袁世凯顾问的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颇有影响力的乔治·莫里森，他们都曾各自为本国政府进行过活动（美国在1917年2月参战）。他们答应给予中国政府各种奖赏：不仅德国在中国所攫占的土地、特权和赔款都将归还中国，而且协约国还将贷款给中国。他们还示意将修改或重订19世纪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无耻的骗局。西方盟国早已秘密许诺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租借地——同把它们归还中国完全是南辕北辙。至于他们自己在中国所拥有的特权，当然根本无意作丝毫的让步。
认为参战无益、徒然引起内部不和的知名人物不止是孙中山。许多不属于革命派的各种人物为了不同的理由也表示反对，其中有总统黎元洪、民国国务总理唐绍仪、孙的君主立宪派政敌康有为。国会没有通过参战议案。
面对抵制的力量，段棋瑞在1917年初夏——像早些时候独裁者袁世凯所做的那样——悍然践踏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对德宣战。黎元洪因此下令将段免职，但结果却是他自已被古怪的“辫子将军”张勋所推翻。（张勋和他部下几千官兵都蓄辫，以示对覆亡的清朝仍忠贞不渝。）清王室又被从坟墓里请出来。名义上的王室首脑、12岁的溥仪又被宣布为皇帝（根据1911年清帝退位时的协议，他一直仍住在紫禁城内）。在得不到人民丝毫支持的情况下，他只“在位”12天，还不如袁世凯——袁还做了83天皇帝。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证明，对中国来说，君主制度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对君主制度的唾弃，比西方的法国更加彻底，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经历了几次复辟——建立帝国或王国——前后好几十年。
这出闹剧正是军阀段棋瑞所需要的。黎元洪总统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不得不召他回来镇压“辫子兵”。段棋瑞再任总理，马上把这个倒霉的总统换掉，换上了一个驯服工具，并解散了国会。这个国会是1912年选出的，在袁世凯倒台后重新召开。
（一）南下护法
孙中山有几个月时间在上海专事研究和著述。袁世凯覆灭后，他曾经希望能够最后地从对旧政治秩序的革命性破坏工作，转换成建立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建设性努力。但他再一次发现，时机尚未到来，还要进行更多的革命战斗。因此他发起了护法运动。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对1912年宪章的不适当的崇敬——他自己曾说过，这部约法中他唯一完全赞同并对之负责的条款是“主权属于人民”。他维护约法是为了保护比之更为宝贵的东西，即得来不易的共和国。
他对北京的段棋瑞政府发出了警告。如果段政府不遵守们临时约法》，他将建立另外一个护法政府，与之对抗。这一次，他的抗争将不像过去那样是在海外流亡中进行，而是要在中国本土上建立这个护法的新政府。他稍后宣布，护法政府的目的是要用“真共和”来代替“假共和”。
因为篡权者段棋瑞依赖武力，所以孙中山也要谋求军事上的支持。1917年7月，上海的一支海军分遣队共7艘军舰宣布起义，拥孙反段。这件事的成功同宋庆龄是有关系的。她同何香凝（廖仲恺夫人）一起，对舰队军官的夫人们做了许多政治鼓动工作，通过她们去影响这些军官。
在这支舰队的护卫下，孙中山同宋庆龄，还有一大批支持者于1917年7月6日离沪赴穗。南下的还有一百多名被段棋瑞解散的国会议员。他们很快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决议成立护法军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