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地理学-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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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量武器装备全面出动，来消灭抵抗力量，而不管伤害居民，很可能在其自己的边境地区的伊斯兰居民中引起反感，那里人们对巴斯马赤的活动记忆犹新，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类活动在阿富汗境内的突厥人中仍存在着。
虽然，决定暴力冲突最后结局中要起作用的外部环境，局部情形和机遇等使制表或进行量的计算具有很大的推测性。然而，象富有理解力的T·E·劳伦斯这样的游击战争实践者确实认为“代数因素存在于最终的决断中”，其意思就是，有些因素是可以我们上面给出的类似项目进行计算的。所以，根据这些数据来探讨这个问题，以至少揭示优势均衡的边界条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九章 城市战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 《孙子·谋攻篇 第三》
城镇聚集着财富和权力，因此引起征服者或掠夺者的注意。某些大居民地的形成是出于防御目的。在那些常遭寄生生活的武士或政敌劫掠的地区，农民们不顾去地里干活距离遥远，将其住房集中在一起，以寻求集体安全。伊朗的有围墙的村庄，阿特拉斯山脉中的柏柏尔人的要塞和以色列的聚居区，都属于这种居民地。然而，这些居民地并不是聚集着象商业和制造业这样的非农业活动，因而并不是城市居民地。这种城镇实质上是一种转运现象。用以住宿、放置机器、贮存摆放商品、提供服务和信息的建筑物集中在一起，以减少生产、交换、管理和娱乐等活动中的时间消耗。各种活动需要空间，这样非常靠近的有利条件又可能得到发挥了。占据城市中心，就能最好地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地区。因而，城镇是战争的首要目标。在城市人口占80％以上的社会里，未来的征服者为取得控制权，必须要夺占城镇。即使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城镇在物资供给和权力控制方面也是极为重要的。假定这类城镇具有军事价值，城镇位置和布局的选定需要考虑到防御。为从军事上和行政上控制地域和对经济实施监督，城镇大都建在天然通道和人工修建的道路沿线的关键地方。城镇的位置如有较高的战术价值，它的确定往往考虑到阻止攻击和有助防御。塔古斯河上的托莱多，位于一个接近环形的弯曲部，威尔河上的达腊姆，也位于一个类似的弯曲部，这两个都是具有居高临下的环境和场所的极好实例。就托莱多而言，它座落在切入的河谷口上，扼制着峡谷前的最后交叉点，并且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基地，由此出发挫败穿谷溯流而上的企图。达勒姆则位于鼓奈恩斯河东岸的主要通道上。
防止人、马和射弹攻击的建筑上的措施是建墙。为降低建墙费用，最好是尽量限制要包围的区域，这就决定了建筑物密集、布局紧凑。尽管城市街道布局的设计汲取古代马车驾驭者营帐的配置，具有四方格的特点，以便利通行，但中世纪城市的基本目标是防御，因此决定着街角有壁垒，用以作为一种障碍物，防范重型武器的入侵者，迫使其经常转弯并隐蔽其位于路上的辎重，从而阻制其行动。黑色火药结束了城墙围栅的效用。为经受住炮击或暗中破坏，需要有一定的防御纵深。在十六世纪，意大利城市周围构筑了壕沟和壁垒，配有棱堡，俯视前方，并互相掩护。例如，在位于扼制通往佛兰德通道的利尔周围的沃班，这种防御技巧在工事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然而，一旦城墙或土木工事被突破，由于围攻的人数通常占优势，继续进行巷战必然招致一定的残杀，只有投降才能真正有希望生存。
在城市里，狭窄街道、密集的建筑物为基层单位抗拒中央政府的统治提供了理想的场所。一旦这种有利的防御条件与影响军队各级的民族政治意识结合起来，它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1792年、1795年、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巴黎街垒，无疑对法国政体的去从产生了影响。然而，它们却抵挡不住残酷的和协同的军事行动，就象1795年拿破仑用炮兵所证明的那样。1916年，英国军队在都柏林重复了巴黎的教训。第二年，觉醒的士兵拒绝镇压圣彼得堡街上的暴动，从而促进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布尔什维克的街垒背后，战争和饥饿使之发狂的富有战斗性的城市工厂和运输工人，形成了革命和苏联结构的基础，由此扩大，最后于1917年底开始统治俄国。
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巴黎几乎被困死——街上的战斗只是内乱，1914…1918年的战争中，城市中发生的是小规模战斗。在这个时候，房屋和建筑物已开始向野外扩展（大约在1750年大英帝国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比利时、诺尔河流域、鲁尔河流域、西里西亚及各国首都的边缘都在纷纷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和对占据城市对国民经济与政权日益增长的意义的认识，导致利德尔·哈特和杜黑系统地提出了战略轰炸的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战斗代价高昂和毁坏严重，而这又是任何征服者为获得胜利成果而不得不进行的，这就导致了相互可接受的限制战争规模和明确地或含糊其辞地宣布开放城市，如巴黎、罗马、马尼拉就是这样。为避免马尼拉遭到破坏并拖长防御，麦克阿瑟撤退到了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在其返回吕宋时，山下宣布该城市是开放的，尽管一些不属他指挥的日本军队在城市里有点放肆并打枪。1940年，德国国防军迅速地攻占荷兰密集的城市地区，并以伞兵部队和坦克相结合占领了这一冲突走廊的各个关键点。
1940年年中，德国空军无意中轰炸了伦敦市民区，导致丘吉尔对柏林发起空袭进行报复。希特勒又以闪电袭击作了回报，将杜黑的理论付诸实践。这一行动的动机是纯粹的报复面还是意在引起平民百姓的恐怖，至今尚不清楚。所清楚的是，只有戈林将其看作是入侵的序幕。对此，希特勒及他的元帅和将军们都听之任之。这一对城市的轰炸和盟国的反应证明是个战略上的失败，它反而起到了增强被轰炸者中的民族抵抗决心的作用。尽管如此。战略轰炸的效力成了一个理论问题。并且在技术上向前推进到广岛和长崎事件时达到了毁灭的高峰。它为大规模报复提供了有效手段，而且目前已达到毫无限制的相互确保摧毁的程度，北美和欧洲的主要城市成为这种难以避开的摧毁的抵押品。
使所有大国军队对城市地面战斗的态度涂上迷彩的经历，是1942年秋季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当时希特勒下令保罗斯和第6集团军攻占该城市。这样做的战略意义不大，好象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以证明德国人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优势，开且实现一个古老格言，即谁渡过伏尔加河，谁就将征服俄国。德国人最初从城市边缘穿过居民区向市中心推进，虽然说俄军的强击群遂屋抵抗赢得了时间，但还是比较容易。一周内，他们就向城市中心突破了，在两周多的时间内便占领了它。不可逾越的防御在内城工厂区。在这一地区防御，可充分利用大量建筑物的有利条件，而且近战和烟幕使德国的空中优势不能发挥。在这里，德军面临冬天将至和苏联7个集团军（总兵力一百万）正在向该城开进中，俄国人使此地成为消耗保罗斯的补给品和弹药的地方。苏军结果合围并歼灭了德第6集团军。
俄军向西进击，以压倒的优势兵力夺取基辅、列宁格勒、华沙和柏林，使数量的作用牢牢地铭刻在苏联的军事理论中。这一集中兵力的理论认为，在农村夺取一个预有设防的阵地需要三比一的兵力优势，而在城市要保证胜利至少需要十比一的优势。苏军的下一个主要经历是1956年在布达佩斯。在那里，他们为镇压反叛进行了四天巷战，杀害了25，000匈牙利人。
盟军在卡西诺、布列斯特、阿纳姆、亚琛和鲁尔区都经历了城市战斗。自那时以后，美国军队在汉城和1968年在越南的新年攻势期间的顺化进行了不大的城市战斗实践。后一个经历是否包含现代大城市作战的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怀疑。它部分是古代中国城市设计的密集的阿纳麦泽城翻版，部分是十九世纪法国殖民地兵营模式。英国军队把警察的职责同在耶路撒冷、尼科西亚、亚丁、贝尔法斯特和德里防暴行动中的小规模战斗结合起来了。法国在阿尔及尔也是同样。德国军队不会忘记1945年的后卫防御，并比其它任何军队更清楚地意识到今后将不得不在其本国城市打一场防御战。
不论什么样的实际经历，分析家和军事部门已认定城市防御较农村防御更有利。他们预见的兵力对比也许与苏联预见的不尽相同，但他们所想象的幅度大小是一样的。由此断定，城市战斗的首要法则依然是孙子所说的：“吾将趋其后”。
这种看法好象是建立在对密集的高大建筑物群的印象的基础上的，这些建筑物提供防御性掩蔽物，被毁后成了坦克陷阱。这也许仍然适用于对以老式样建设或重建的城市中心的特征描述。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当巴隆·奥斯曼希望使巴黎中心为工人阶级所较难以防御的城市时，他采用了类似二十世纪都市郊区所采用的设计标准。巴隆·奥斯曼将宽阔的大街设计到城市的中心，使城市采光好，空气新鲜，并使步兵能够开进去。为降低传统的街垒的防御潜力。他加宽了道路和加大了建筑物间的空间。尽管较古老城市地形和新都市郊区之间存在根本差别，但北约军事部门看来是确使克劳塞维茨的第四条战略原则，即战区对防御的支持越来越大。他们充满自信，认为从1945年以来，欧洲建筑物稠密地区急剧扩大，势将减缓华约军队任何侵略性强攻的推进速度。北约的美国部队当前的军事原则反映在美国陆军学校的《城市战斗报告》中：“西欧城市地区的范围急剧扩大，给美国陆军在这一地区的防御提出了独特的形势。鲁尔谷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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