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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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结果更有把握时再说。但是，德尔布吕克向来就是嘴巴锁不牢的人，他马上就将此信到处让人传阅了。鲍林一面读着这封信，一面在头脑里进行着紧张的思考。他马上就认识到，在卡文迪什设想出来的这一种结构，不但在化学上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在生物学上也是十分迷人的。“两个嘧啶各自与相应的嘌呤在结构上互为补充，对这一简洁的想法我颇感意外——当然，这是令人欣喜的意外，因为它在遗传机理的问题上让人豁然开朗起来了，”他这样说道。鲍林还从中看到，自从他1940年与德尔布吕克一道写的论文发表以来，在他一直在思考和著述的一些问题上，已经有人在仿效他使用互补性概念。
　　亚历山大·里奇在第一次听到有关沃森一克里克结构的那一天夜里，他突然醒来，起身下床走进了办公室。他利用原来堆在那里的分子模型的部件，动手为沃森一克里克的双螺旋制作一个粗糙的模型。他了解到的唯一结论是DNA碱基应当穿过分子的中心，不过知道这一点已经足够了。他很快就将碱基配成了对，看来这个模型的确很漂亮，于是，他摇了摇头，又回到床上睡觉了。
　　鲍林尽管还不甘心在这场竞赛中认输，但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在读到沃森的信以后几天，他致函一位同事说：“当然，你应当承认，我们的结构还只是一种设想，它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要有真正的把握，也许还得有两到三年的时间……”。几天以后，他收到了沃森和克里克论文手稿的单行本。文中批评了鲍林的DNA模型，结尾处对多诺胡给予的帮助表示了感谢。鲍林将此文从头至尾读了一遍，然后写信给他的儿子说：“我想，为核酸提出了两种结构，是一件好事，我期待着有一天能作出定论，到底哪一种结构不正确。毫无疑问，金斯学院的资料会在这两种结构中否定掉一种。”
　　此时，他仍未能看到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拍摄的X射线新照片，因此，他一直没有作出最后的判断。他不久就会有机会：他正打算在4月份去布鲁塞尔参加一次关于蛋白质的索尔维会议，顺便想在英国停下，看一看沃森一克里克模型，看一看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实验室拍摄的照片。在他申领护照时，他的宿敌露丝·希普利又再次作出了拒发的提议。这一次她的根据是，她认为鲍林在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证词表明，他拒绝接受参阅绝密级资料的资格审查。鲍林解释道，他在以前已经通过了绝密级资格的审查，再说，他也愿意再次受审查，但总得与他的工作有关系——在他再次当着她的面发誓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以后——他的护照总算得到了批准。
　　4月初，就在克里克和沃森将论文送出发表后的几天，鲍林来到了剑桥。当天在彼得处过了一夜，第二天就走进了克里克的办公室，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冲压出来的金属板搭接而成的三维模型。在鲍林仔细地察看模型的过程中，克里克精神紧张地述说着双螺旋模型的特点。鲍林看来又察看了富兰克林为扩张形式分子拍摄的照片。沃森和克里克急切地等待着鲍林的表态。此时，“他表现出一副洒脱的样子，”沃森回忆道，“发表意见说，我们找到了答案。”
　　对于这两位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喜悦的时刻；但是对鲍林来讲，这是一次不小的挫折。鲍林感到非常惊讶的是，这个井不起眼的研究组，其中一人是资格尚嫩的博士后研究者，另一人是年龄偏大的研究生，竟然为这么重要的一个结构找到了如此漂亮的解决办法。如果他们是正确的话，那么他本人提出的模型将是一个十分荒唐的错误，不但将内外颠倒了，而且连链数都不对。不过，此时他已经认识到，这个卡文迪什研究小组得到的结果几乎可以肯定是正确的。
　　现在，只剩下一件事他可以做一做：向全世界表明，他是怎样潇洒地对待自己的失败的。
　　鲍林从克里克办公室出来，吃中饭时碰到了布拉格。在他们用餐过程中，布拉格怎么也掩饰不了内心万分喜悦的心情。经过这么多年矮人一等的经历，他的研究组终于打败了鲍林！后来，鲍林出席了克里克一家人在葡萄牙广场的自家寓所里举行的一次喜气洋洋的宴会。人们自始至终都可以看到鲍林这个人谈笑风生，举止优雅，他衷心地赞美DNA的新结构，显示出一派绅士的风度。他机智地承认自己的失败，同时气度非凡而又不失幽默地接受这一个事实。又过了一两天，布拉格和鲍林一起去参加了索尔维会议——这是一次难得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聚会，由一位比利时企业家赞助——会上，布拉格首次公开宣布了双螺旋结构。鲍林则在自己的发言中热情洋溢地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尽管离科里教授和我发表我们为核酸设想的结构只有两个月时间，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自己很可能弄错了，”他对大会的参加者这样说。“虽然对沃森一克里克结构还可以作一些精细的修改，但我感到，就本质上而言，这一结构很可能是正确的。”
　　然而，在情感深处，鲍林却心急如焚。在英国，他可以毫无保留地称赞沃森和克里克的工作，但他在私下里仍认为，也许能找到意外的机会，可以证明他本人的想法在经过若干修改后仍有正确的地方。在他4月中旬回国后不久，他关照里奇赶快拍摄DNA的X光新照片，他本人也重新开始对自己模型中各个原子的位置作更加精细的测定。
　　这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事实很快就表明，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世界科学的舞台上给人留下了笑柄。在沃森一克里克的论文发表以后，他们立即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称赞和喝彩，而鲍林的模型最终落到了被人抛弃和遗忘的命运。在此之前，鲍林也曾经出过错——特别是在人造抗生素和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几个问题上，还有小分子结构——但是，在这样一个众所周知而又如此重要的课题上，他可从来就未闪失过。况且，作为世界上首席结构化学家，他竟被两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打败了，这一切难道还不是奇耻大辱吗？
　　到底在哪里出了毛病？
　　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看法。彼得认为，问题在于鲍林严格地限于用化学方法研究DNA，一心迷恋于磷酸的包装，忽视了对其生物功能的思考。“在我父亲的眼里，核酸只不过是令人感兴趣的化学品，正如氯化纳是一种有趣的化合物一样，”彼得写道。不过，严格地说，这并非是事实。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受到过摩尔根的影响，因此从30年代起就开始对基因感兴趣。他曾在1937年谈到过“对染色体结构作一次化学的研究”，并且在40年代后期有关互补性的一次谈话中，就将基因的复制看作为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概念。对于基因是怎样复制自己的，他头脑里有一种非常牢固的看法：基因开始时是两种互补结构的复合体，每一种结构是创造另一种结构的基体，两者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个复合体。他曾经迷恋过自己这一美妙的结构，甚至达到了不能自己的程度，并且估计以后一定会有生物学事实来证明其正确性。
　　切加夫则认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鲍林“没有利用自己的成果”。威尔金斯认为鲍林“只是没有亲自动手试一试，他本人甚至不愿花上五分钟时间真正研究一下这一个问题”。舒梅克则从理论的角度进行了概括，认为鲍林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安排足够的人力去搜集充分而过硬的数据。里奇补充说，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在考察鲍林的模型时，还不够挑剔，因而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他说，“他周围的人也不够卖力。”
　　对于自己是怎样迷失方向的，鲍林有他自己的想法。开始时，他埋怨自己使用的X光照片。鲍林在访问卡文迪什后一星期左右，就致函德尔布吕克，说这些糟糕的衍射资料使他抓不住要领。“我们手头的X光照片是里奇博士拍摄的，本质上与若干年以前阿斯特贝里和贝尔拍得的照片并没有两样，实际上这是两种类型的分子重叠一起的结果。……科里和我曾想找到一种结构，它既能解释一种类型的主要特点之一，又能解释第二种类型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后来，他又更加强调是因为把DNA的密度搞错了，这一错误导致了三链结构的设想。“我误入三链结构的陷阱，原因在于我不清楚这些化合物中水的含量到底是多少，”他这样说道。“这种化合物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物质是水，核酸则不到三分之二，因此，我在计算过程中忽视了水的含量，从而得出了三链的结论。要是水含量计算得正确的话——我没有意识到水的作用这么大——那就会得到双链结构了。
　　鲍林还责备自己对DNA的成分缺乏有关的知识。“如果我们对嘌呤和嘧啶进行过一些研究的话，那么我就会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从而就可保证研究工作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然而我们对嘌呤和嘧啶根本就没有作任何研究。
　　每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只是谈论到问题的外表，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鲍林之所以在DNA的研究中跌了跤，可以归之于两方面原因：浮躁和自负。他急于求成，因为DNA是当时最大的研究课题，要是他不去攻克，就会有别人——很可能是某个英国人——很快去抢占这一个高地。尽管他否认自己在DNA结构问题上在与英国的学者竞争，——“我并未感到自己在与沃森和克里克竞赛，”他说道。“倒是他们认为在与我竞争”——实际情况是，他确实在竞赛，对手不是沃森和克里克，而是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特别是还有他的老对手劳伦斯·布拉格爵士。鲍林之所以希望很快就公开自己的DNA结构，目的就是要打败布拉格的课题组，打败威尔金斯的课题组。但是，他还没有把研究的准备工作做好就想碰碰自己的运气了。
　　更为重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