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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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共进午餐，让老板亲自体验鲍林不是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鲍林在饭桌上尽力避免谈论政治，而把主题拉到医学研究上去，说服老板赞助。他觉得谈得很不错。后来这位商人写了一张字条给鲍林：“请记住我善意的警告：不要跟着那些‘可疑’组织一意孤行了。我们中有些人拥有锯子，说不定会用一用的。”
1950年，形势进一步恶化。一连串事件的曝光震惊了公众并进一步加剧了冷战：1月21日，希斯被判定犯有伪证罪；2月3日，英国物理学家克劳斯·福赫斯原子弹间谍案被公开；几天后，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首位参议员麦卡锡①拿出一份记有205名据说在国务院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名单，一时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麦卡锡也由此一举成名；4月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进行大规模军事集结，遏制共产主义和对付日益严重的原子弹间谍活动的威胁。
①麦卡锡（Joseph McCarthy，1908—1957），美国共和党参议员（1947—1957），50年代初煽起全国性反共运动，指控有大批共产党人渗入国务院和军队，其卑劣行径受到参议院的谴责。
然而，对鲍林以及尚留在原子科学家联合会（该联合会员人数已比四年前减少了一半）内的科学家来说，最坏的消息是杜鲁门在1月份的一份声明——美国将研制一种“超级炸弹”以维护美国在武器方面的优势。炸弹的技术细节当然属于最高机密，然而鲍林根据所了解的情况马上作出推断，新型炸弹的能量不是来自于原子的裂变，如同老式原子弹那样，而是来自轻型原子的聚合；而氢是最可能的能量来源。后来这种新型炸弹很快被人们称为氢弹。在5月份的一次广播谈话节目中，鲍林告诉听众：“氢弹由一枚老式原子弹以及围绕着它的几吨甚至十几吨的氢或其他轻元素构成，这些轻元素的原子可以聚合成重原子，同时释放出大约五倍于原子弹的能量。”他还说，从理论上说，氢弹的威力是没有限制的。
在鲍林、爱因斯坦和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其他多数成员看来，氢弹的出现并未改变原子战争赌博的基本规则——发展氢弹同样是荒谬和不可思议的——所不同的是，毫无必要地增加了大笔赌注。更多的金钱被用于屠杀更多的人。此时紧急委员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哈罗德·尤里①先改变了立场。他并不愉快地断言，如果美国不发展氢弹，俄国人将把它制造出来，因此，“我们不能坐视输掉这场军备竞赛。”尽管鲍林的回答非常简单——“哈罗德——你错了”《工人日报》引用了他的这个说法）——但这已损害了两人之间的关系。鲍林和西拉德考虑成立一个将尤里排除在外的新的委员会，但是要做通经过五年论战已变得十分厌倦的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谈何容易。爱因斯坦希望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其他成员准备退出，认为这个委员会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它们发表的报告和警告很少有人听，外界资助也已经枯竭。最后经过投票，终于决定解散紧急委员会。
①尤里（Harold：Urey，1893—1981），美国化学家，因发现氘（重氢）获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后又研究地球化学和天体物理学，对发展原子弹及地球和其他行星起源理论均有重要贡献。
氢弹的出现似乎只是更加激励了鲍林。关于氢弹的巨大破坏力的公众讨论使人们对美苏之间疯狂的军备竞赛增添了新的忧虑，因而愿意倾听鲍林关于和平和国际合作的人又多了起来。1950年2月13日，鲍林在座无虚席的卡内基大厅里作了一次报告，呼吁与苏联进行谈判，建议国会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拨款几百万美元用于研究战争的起因和预防措施，这是他所作的最精彩的政治报告之一。“讨论原子战争问题时，不应被诸如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所迷惑”，他说，“原子战争将杀死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他用有力的声音告诫台下的几千名积极分子：“我们的世界已经最终来到了一个需要迅速作出决断的紧要关头，这一决断将关系到人类走向光辉的未来，还是走向死亡和文明的彻底毁灭。”报告结束，他注视着台下的听众，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终究，他并不孤立。
1950年的整个春季，他不断地就军备竞赛、和平的必要性、氢弹及其给世界带来的后果等问题一场接着一场地作报告，在每次报告结束时，总要呼吁与苏联谈判，呼吁建立世界政府。
鲍林的每次报告都有人监听，这些人包括反共报纸的记者，加州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此时仍被称为特尼委员会，尽管特尼的主席职位已由另一个同样狂热的反共议员接替〕的情报人员以及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是年2月，海军情报机构将一封匿名信——也许是鲍林的某个邻居所写——转到了联邦调查局，写信者说他亲眼看到“一台功率强大的无线电设备”装在鲍林家车库的一面墙上。“也许需要对这些教授进行一点秘密调查，”告密者这样建议。这封告密信又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鲍林的兴趣。虽然后来查实所谓的！司谍装置不过是鲍林儿子的一台业余无线电设备，联邦调查局还是决定对鲍林重新进行审查。5月18日，鲍林在由帕萨迪纳无党派人士和平委员会组织的小型报告会上作了一次报告，右翼杂志《警惕》的一名记者马上给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事处写了一份备忘录，指控鲍林在讲话中“详尽介绍了原子弹的制造过程，随后还描述了氢弹是如何制造出来的”。这使胡佛对鲍林的讲话产生了极大的疑问。他指派一名特工人员到理工学院鲍林的办公室进行盘问，追查情报来源。鲍林实事求是地作了回答：他阅读了很多公开发表的文件和科学报告，然后自己推断出了一些结论。随后胡佛建议原子能委员会审查鲍林是否已经违反国家安全法。该委员会专家审查了鲍林的讲话记录，结果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他们告知胡佛，讲话中的技术估计非常粗略，够不上违反安全条例的行为。
15 野蛮人的攻击（二）
反共狂热症
虽然联邦调查局没能抓住鲍林的把柄，但他们决定对鲍林的密友下手了。曾当过鲍林科研助手达15年之久的西德尼·怀恩巴姆是一个共产党员。鲍林在20年代后期聘用他进行晶体结构中涉及到的复杂的数学计算。他精于此道，以至后来获得了“精密的人工计算机”这一美誉。此外，他也是一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他弹得一手好钢琴，还两次获得洛杉矶地区国际象棋冠军。他在鲍林手下工作得很愉快，认真仔细地为鲍林的研究专着补充各种数学推导。鲍林对他很友好，以一种老板对待雇员的方式不时邀请他和夫人到家里参加聚会。然而按照怀恩巴姆的说法，他们从不谈政治。
后来的事实说明他们当时没有谈论政治倒是一件幸事。怀恩巴姆的父亲是在俄国革命时期逃离俄国的犹太人，他本人在30年代成为一个左翼激进分子并参加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共产党俱乐部”，在那里经常与其他学生和青年教授谈论政治。1941年，他退出了这个组织。两年以后，他又离开鲍林的实验室到航空工业工作。战争结束后，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动力实验室觅得一职。
1949年，怀恩巴姆的历史问题开始带来麻烦。从大战开始以来，他一直持有参与保密研究的许可证。现在由于发现他在青年时期与可疑组织有关系，他的机密工作许可证被吊销，喷气动力实验室也立即将他解雇。鲍林为了帮助他，就将他要回自己的实验室做一些非机密性工作，而同时理工学院将此案件上诉到军事复审机关。怀恩巴姆在作证时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联邦调查局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为了破获理工学院的间谍组织，他们要挟怀思巴姆提供同伙的名字。怀思巴姆拒绝这样做，于是他在1950年春季以伪证罪被逮捕……
这个案子在南加州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尽管最终未发现任何间谍活动的证据，但由于怀恩巴姆在绝密的喷气动力实验室工作过，因此他是南加州揭露出来的最接近于共产党间谍的人物。他的案子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当地报纸的新闻标题中。
在取保候审期间，怀恩巴姆向鲍林求助。鲍林记得怀恩巴姆当时因为没有钱供养妻子女儿而“忧心如焚”。他告诉鲍林，他的妻子莱娜（鲍林夫妇了解她是一个易于激动的女人）快要急疯了。鲍林答应为他筹集聘请律师的费用，并立即与其他教师一起筹措一项法律诉讼基金。
在理工学院校董会内那些极端保守的董事们眼里，怀恩巴姆与鲍林的联系是说明鲍林是共产党员的有力证据。他们找到了杜布里奇，坚持要他对鲍林采取必要措施，以免报上的不利舆论进一步损害学校的名声。“当时学校里的情况是一些人对共产党的憎恨达到了几乎狂热的程度，”曾经当过校董的贝克曼这样回忆说，“莱纳斯的行为使他们感到非常不满，特别当莱纳斯的亲密朋友怀恩巴姆被指控并确认为共产党员后，这种不满情绪更加高涨。很多人认为莱纳斯是共产党员。而莱纳斯是一个具有独立品格的人，他根本不做任何事情去平息他们的不满情绪。”佩奇和杜布里奇继续劝校董们保持耐心和平和，等待进一步的证据。杜布里奇向校董会保证，如果事实证明理工学院的某个教师是共产党员，他就立即将他开除。他说，共产党员必须受到纪律制裁，因为他们不可能将真理教给学生。然而现在尚无证据证明鲍林是共产党员。这件事使校董会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马上开除鲍林，另一派主张再等一等。贝克曼回忆说，“就我所知，这是校董会内意见对立最为尖锐的一个问题。”
不管出现哪种情况，对杜布里奇都是一个灾难。一方面，鲍�
![[傲慢与偏见]傻白的18世纪生活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2/238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