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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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
小组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读到了第二天上午《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社论。社论严厉批评了托德，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政治骚扰”。小组委员会经过秘密磋商，同意听证会公开。参议院办公室新大楼的听证室大门打开了，争取和平与自由妇女国际联盟的积极分子在爱娃带领下，蜂拥而入。不管还会发生怎样的情况，鲍林至少得到了对自己持同情态度的听众。
银发满头的托德击槌宣布听证会开始。首先，他要鲍林放心，表白“我们在此并无敌意，对你根本就没有敌意”，并说“我个人对你就没有恶意”，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次听证会“都不是要折磨你，或者骚扰你，或者找你的麻烦”。到此时为止，鲍林和威林的策略还是起了作用的。
接着，鲍林宣誓作证。小组委员会顾问索怀恩让会议立即进入正题。此时，鲍林为什么出现在这一场合就变得非常清楚了，索怀恩提问的中心只有一个：要是鲍林没有一个很可能是共产党的大型组织撑腰，怎么可能征得那么多人在他向联合国提交的请愿书上签名？鲍林身着整洁合身的西服，彬彬有礼而又无可挑剔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
他是否愿意向小组委员会提供几份请愿书签名人的名单？可以，尽管他没有这个义务；至于这些人的名字嘛，小组委员会应当是知道的，在联合国那里就不难搞到。
他是否愿意向小组委员会提供他曾发信征求签名的人的名单？愿意，而且他乐意这样做；一旦回到帕萨迪纳，找到这些人的名单，就可以提供。
他是否愿意向小组委员会提供那些帮助填写请愿书的人的姓名，还有那些签名不止一次的人的姓名？此时，鲍林迟疑了一下。“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关心曾为这次请愿服务过的人，”他说。“我担心他们也会像我在这里受到的对待那样，被传讯到这个小组委员会来接受审查。”他问为什么要提这一要求。托德答道，在实际送交联合国的请愿书上，发现了有些不一致的地方。举例来说，他手头就有一封信提到，鲍林声称在送交联合国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与那里实际收到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不符，因此他想给鲍林一个澄清这一点的机会。鲍林认为这一说法没有道理，他可以肯定自己所说的那个数字就是实际送交的数字。（鲍林是正确的；托德从他手下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有误。）
索怀恩再次要求鲍林说出那些帮助散发请愿书的人的姓名。威林与鲍林私语了一会，然后要求暂时休庭。两人走出所证室后，谈了起来。鲍林感到，自己应当坚决拒绝交出请愿书散发者的名单，否则的话，小组委员会肯定会向其中一些人发出传票，调查他们的背景和信仰；鲍林认为，要求提供这些人的姓名，这与当年那个麦卡锡要求提供名单如出一辙，鲍林决不做那样的告密者。但是，威林警告说，一定要认识到这样做你将面临的后果：如果抗拒提供小组委员会所要的资料，他们就可以指控你蔑视法规；如果小组委员会坚持这一指控，他们就可以判你坐牢。为了避免直接回答这一问题，法律上有过的唯一先例是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但是，鲍林说，要是因为个人可能受到牵连而拒绝回答有关问题，我就可能马上被人认为自己有罪。我不想援引第五修正案，到底还有没有别的策略？两个人一起决定采用一种比较冒险的方案。鲍林将不引用第五修正案，而是援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和请愿自由的权利，拒绝回答上面的问题。到那时为止，援引第一修正案为自己辩护，尚无击败“蔑视国会”这一指控的先例。威林对鲍林这样说，但是，我们可以试一试。已经没有太多的其他事情可做了，至于第一修正案，对新闻媒体来说，总是值得欢迎的。鲍林和威林在匆忙之中拟好了一份书面的声明。
听证会重新开始，鲍林戴上他的半边眼镜，开始向小组委员会宣读声明：“请愿书的散发是我国民主进程的重要内容，如果废除或阻挠这一做法，那就无异于向警察国家迈进一步。无论小组委员会可能就有关人员的名单将起怎样的作用向我们作出怎样的保证，我确信有人会利用它来报复这些热情奔放、理想远大、精神高尚的和平人士。”他的声音被爱娃组织来的听众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索怀恩提醒鲍林说，拒绝回答可能导致蔑视国会的指控。有一位参议员还针锋相对地问他是否知道维拉德·厄普赫斯的案子。厄普赫斯是一位大学教授，曾因拒绝回答类似的一个问题，而被判了一年徒刑，此时正在狱中。鲍林知道这位参议员想要对他说些什么，然而，他不予理会，照常回答其他方面的问题。他断然拒绝了小组委员会的要求，不肯供出帮助他散发请愿书的人。
托德告诉鲍林，他必须在8月9日以前交出这份名单，随后，听证会就结束了。
鲍林在听证室中，自始至终显得彬彬有礼，通情达理，但在听证会结束走到大厅过道上时，他当着记者的面大发雷霆。他的请愿行动“没有受到共产党的启发”，他对记者说，“是我启发了他们”。他攻击托德和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说他们企图扼杀言论自由和向政府请愿的自由。“你们是否认为有人对我指手画脚——威胁我呢？是我自己拿的主意！如果我想要碰碰机会，我就会义无反顾。”
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鲍林的讲话，同时还配发了数量惊人的一大批社论，对鲍林表示支持。到1960年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隶属于国会的一些调查委员会多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由，肆意践踏证人的权利，将调查变成了一幕幕公开上演的闹剧。这些委员会的顾问可以毫无顾忌地凭一纸传票，传讯他们想要调查的人，诋毁被调查人的名誉，将他们投入公共的论争，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种种声明。被传讯听证的人被迫出庭，被迫回答一个个没完没了的问题。
麦卡锡滥用权力，曾经引起公众反感；现在，鲍林敢于违抗托德的行动，促使人们更加深切地感到，必须约束和规范这些调查委员会的行为。几乎每一家全国性大报都在社论专版上对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作了愤怒的谴责。《檀香山广告报》称：“既然美国的官方政策都要停止核试验……这样的调查就实属多余了。”托德的故乡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时报》说：“鲍林博士是听凭良心办事的，参议院干涉就毫无道理了。”得克萨斯《奥斯丁美国人报》说：“当我读到鲍林博士不愿向这个专横拔扈的委员会低头时，我的血液沸腾了，我为他感到莫大的骄傲。”《华盛顿邮报》称：“敢于向权势挑战，正义才能伸张，鲍林教授就为这一点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甚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时代》周刊对鲍林的态度也有所软化，对托德把这样“一种怪人”招示公众的决策感到不解，说什么“天真地向左派献媚使此人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只有少数几家报纸，大多位于美国南方腹地的几个州，才对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表示支持。
眼看可能遭到彻底失败，托德开始泡制一系列长篇文章，反驳攻击他的报纸，历数鲍林与共产党有暧昧关系的种种活动，要人们相信他要求知道有关人的姓名是完全清白正常的。但是，他在着文、论争和干劲方面，根本就不是鲍林的对手。6月21日夜里，就在他参加小组委员会听证会后几个小时，鲍林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和平人士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号召听众写一封公开信给托德，“就说你们都不希望我因为蔑视他而进监狱，”此时，他的讲话激起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第二天上午，他向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的电视观众陈述了他受到政治骚扰的详细经过。他又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和信件专门介绍自己的案子。声援从四面人方涌来，许多素昧平生的人纷纷寄来捐款，帮助他偿付法律诉讼的费用。
威林经过努力，将听证会推迟到10月，以至鲍林和爱娃可以继续到各地发表演说。小组委员会发出的威胁似乎使他们更加精神抖擞了。7月9日，他俩一起在洛杉矶领导了一次群众性“要求裁军的步行”活动，一共吸引了四千多人参加——这是大多数洛杉矶人看到的第一次抗议游行。随后，他们又赴欧洲作短暂访问。两个人横穿欧洲大陆，多次向许多听众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后来，他们又在日内瓦停留，先后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的大使就禁试谈判问题举行私人会谈。托德的行动不但没有消除鲍林的影响，反而促使鲍林在人们的心目中显得更为重要了。鲍林的日内瓦之行特别令人鼓舞。鲍林注意到，大使们一个个都向他保证，他们已接近于达成协议，这就使他更有信心和决心继续进行影响公众舆论的活动。
8月，鲍林回国。他与托德展开了另一条战线的斗争。他向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法官作出公开判决，认定他有权拒绝小组委员会的无理要求。这样做的法律根据是：小组委员会的要求，不但与调查无关，而且构成了无理的搜查和扣押。除了援引第一修正案外，又加上了第四修正案，同时还利用了政府的司法部门与国会滥用权力的行为作斗争，实在是一项高明的法律行动。但是，结果并不成功。在地方法庭上，政府律师争辩称，作出有利于鲍林的裁决，“将意味着任何立法程序的终结”，因为每一个参加听证的证人在接受调查前都可以跑到法院起诉。8月下半月，法官决定，鲍林的起诉不予受理，因为这是立法机关的事，司法部门不宜插手。鲍林和威林不服这一决定，又提出上诉。
与此同时，鲍林继续利用公关手段增大压力。每一次讲话他都要攻击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成千上万封信件开始向托德和他的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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