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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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知音》杂志社严格的管理体系在期刊界有口皆碑。经常会有一些兄弟单位慕名前来取经。
在三楼正对楼梯的大办公室里，已经安排了我的办公桌。位置十分理想，对面就是高高的梧桐树。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每年都以对面的一幢大楼为标准，目测梧桐每年又长高了多少。我刚进《知音》上班的时候，从我的座位处，刚好可以看到梧桐树的树梢与对面招待所的房顶平齐。过了一年，它们就超过了招待所的房顶。我看着它们快速而欣喜地成长着，它们也看着我辛勤地工作着。
那时单位还没配电脑，所有的稿件在修改后，都必须抄写一遍，如果主任修改过了，还必须再抄写一遍，这样才能方便主编阅读。有些编辑自己抄不过来，就花钱请一些大学生、退休老师抄写。两块钱一千字。那些年，《知音》编辑们不知为多少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们提供了轻而易举挣钱的好机会。
第一个月，我一篇稿子都没有。编辑部主任关前（现为《知音·海外版》执行副总编）指点我，先把《知音》往年的合订本猛读一遍，充分了解《知音》的栏目、风格、要求，以及了解哪些稿件我们已经发表过，以免犯重复编辑同一稿件的低级错误。
于是，我找陈清贫借了近三年的《知音》合订本，一篇篇认真啃读。其实，我在上海时，基本上每期必买《知音》，都是读过了的。但现在的读跟以往的读不一样了，以往读是新奇，现在读是研究。一边研究一边做笔记。同时，我买来大量的哲学论著、文学名著慢慢地“消化”。这些，会有助于我将文章编辑得有分量、有深度。
第一个月，我基本上是在阅读和帮别的编辑抄写稿件中度过的。帮别人抄写稿件有个好处，就是学习别人怎么修改文章，包括引言、小标题和编后的制作等等。这是最简单的“偷师学艺”了。
万事开头难，开头真难。
第二个月，编辑部主任关前带我出了趟差，到我熟悉的上海与南京走了一趟。关老师给我介绍了不少他的作者给我认识，我见了不少人，逢人就谦恭地喊老师，就谈选题。也有两个作者答应给我稿子的。可惜，一趟差回来，我依然没拿到一篇稿子。后来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放心把稿子交给我这个新编辑的，怕我糟蹋、浪费了他们的稿子。
有一次，我打长途电话给上海一位在《知音》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的某老师，向他约稿。某老师先不谈稿子的事情，却婉转地问我：“小赵啊，听说你学历不高啊，能到《知音》做编辑不容易吧？”我马上谦虚地说：“这都是《知音》给我的机会。”某老师话锋一转，“你以前从来没做过编辑的工作，你会编辑稿子吗？会做引文吗？会做小标题吗？”
这时，我依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快，这种问题，我虽然听得不多，但有如此疑问的人一定不少。我说：“任何人都不是天生什么都会的，只要肯学，就没什么学不会的啊！”
这个时候，我明显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轻笑，那笑与一般的笑不一样，是带着鼻音的、短促的一声“哼”，是那种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不屑和轻蔑的笑。“知音这样下去，能办得好吗？”某老师像是自言自语说出了这句话。如果真是他自言自语就好了，偏偏让我听到了。我的脸“刷”地红了，我抑着气说：“某老师，你忙吧，不打扰了。”我正准备放下电话，某老师的话又传了过来：“小赵啊，我跟你们那里的几个编辑都很熟，他们老缠着我要稿子，你嘛，我就无能为力了……”我说“谢谢，不用了”，迅速挂掉了电话，我怕自己没出息的眼泪会掉下来了。
难怪我刚来时，关老师就对我说：好多人都看着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干。
5月中旬，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播出了以我为主的打工妹专题片。一时间，我的电话信件不断。人们都很好奇，无一例外地询问，我是如何从一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的打工妹成为一名记者、编辑的。这些来信来电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压力，现在不仅是少数的几个人在看着我了，而是全国人都在看着我了。如果我几个月后因工作无法展开，而被《知音》辞退的话，我颜面何在？后路何在？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第三个月，我单独出差去了北京，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两眼一抹黑。我根本不知道去北京该住在哪里，单位那时规定的报销标准是每天住宿150元。在北京，这是住招待所的价格了！我到处打听，最后打听到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东街《经济日报》社招待所，有120元一间的标准间。北京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太大了，大得感觉自己像个蚂蚁，每天只能在北京很小的一个角落里爬来爬去，还很难办成什么事情。
我是奔着北京几位和我同时参加过香港和泰国的笔会的作者们去的。我们在海外又是亲密合影，又是谈笑风生，还约定我以后有机会去了北京，他们请我吃饭什么的。但是，我到北京之后，打了那么多电话，有些人不是说忙，就是说手头没有稿子，不好意思……只有严欣久老师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北京的写手。至今还记得，那位可以做我妈妈的严老师，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一个个作者的电话，联系地址等等，还亲自帮我一个个打电话跟作者先通了气。虽然严欣久老师也没给我写过稿子，但她的热情帮助我至今难忘。有些人，虽然只有泛泛之交，但他/她也许会让你铭记一辈子。这就是人格的魅力！
因为没有经验，尽管我频频出差，依然没有收获。有时组回一堆稿子，到报选题的时候，才发现都是不痛不痒的，跟其他同事的题材比起来，简直是垃圾。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我焦头烂额！
第四个月，我到安徽出差。那是我的故乡啊！我希望在那里会有所收获。果然，故乡没有使我失望。回去后，我找到了芜湖市文联的王永祥老师，他又介绍我认识了政法委的王昌银老师。王昌银老师刚好新近写了一个案子，题材不错，凭直觉，我就觉得是必发稿。果然，就是这篇我家乡发生的案子，打开了我的编辑生涯的第一炮。
对编辑来说，组稿好比买菜，菜买回来后，如何加工成一道道风味独特的美味佳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编辑出一篇好文章，不仅标题要凝练，引题要出采，编后要深刻，更重要的是如何提炼出新颖不俗的主题。这对我来说，都是需要下大功夫去学习的。好在，《知音》的领导们都很敬业而随和。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关前没少关照我，每月编稿期间，他都十分耐心地教我如何改稿子，如何做小标题，如何写编后，如何把一篇题材新颖但写得很平庸的稿子编出新意来。
同样是农村出身的雷总编也对我厚爱有加。每当稿子到了三审时，他发现某个稿子编辑没到位，他都会把编辑轮流叫进他的办公室，耐心细致地为编辑讲解分析这篇稿子的重点在哪里，该如何提炼主题。有好几次，我对一篇稿子失去信心的时候，雷总会这样鼓励我：“小赵，你能到今天十分不容易，我们都相信你会做个好编辑的，我们当初讨论是否录用你的时候，也正是看中你身上那个能吃苦的精神和你的聪明才智。只要你能下苦功，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的。”谆谆教诲如同春风拂面，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每次发完稿子后，胡社长和雷总编都会给编辑们开编后会，评价每篇稿子的优劣与得失，发出来的稿子它好在哪里，没发出来的稿子缺陷在哪里。通过一一点评，使编辑们对稿件的把握与主题的提炼的水平大大提高。而我，更如海面吸水，认真地记下社长和主编的每句点评，这是拿钱也买不到的宝贵知识。
万事开头难，一旦开了头，便顺利了。自从发了第一篇稿子之后，我每月都能顺利完成版面任务。那时候，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誊抄稿件了。每个月，我至少交五篇稿子，每篇稿子约六千字左右，至少要抄写三万多字。有时反复修改，就必须反复抄写。在每月编稿期间，我从没在午夜12点之前睡过觉。
从第三个月开始，我搬进了单位给我在水果湖刘家湾租的宿舍。那套房子是私人的，共三层，一二楼是我们单位的男同事住，我和另两位女同事住三楼。她俩因年龄小，合住一间，我一人一间。那套房子掩藏在一片高楼大厦间，夏天闷热男当，冬天阴冷潮湿，门都关不上，厨房里爬满蟑螂。
那是正是炎热的7月，是武汉最热的季节，如果没有电扇和空调，人坐着不动，也会像蒸桑拿一样。那时我已经没什么钱了，在上海打工攒的一点钱早已在两次的飞行和这几个月的生活费中花掉了。加上开头几期没发稿子，基本上入不敷出，我花150元钱买了只简单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后，剩下的钱连床都买不起了，幸亏陈清贫把他家闲置的一只行军床借给了我，而美术编辑段志华老师把家里的一台窗式空调给我拿了过来，我的一个简陋小家就这样拼凑起来了。
那间房子的环境实在糟糕。因为楼下开着小餐馆，更是乐坏了一堆硕鼠。白天的时候，那些一尺来长的硕鼠们就大摇大摆地在楼房间穿行，抢食物，抢女朋友，抢地盘，打架斗殴，热闹得一塌糊涂。
而夜晚，这些家伙就更猖獗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编稿子，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楼下的餐馆也打烊了，周围的居民都进入了梦乡，一片寂静，这时正是编稿子的好时光。我正奋笔疾书着，忽然听到背后有小小的喷嚏声，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天！一只比小猫小不了多少的老鼠正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呢！我与它对视了有五秒钟，它居然一点都没把我放在眼里，不跑不躲。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