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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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五一”劳动节，厂里举行文艺晚会，我毛遂自荐，报名表演朗诵。车间主任问我朗诵什么作品，我说我自己写的。她狐疑地看看我，答应了。我有我的想法。
晚会是食堂里举行的，三四百人挤满了偌大的食堂。镇里的干部和上海市服装进出口公司的经理都来了，和厂里的大小干部们兴致勃勃地坐在台下。直到上台前，我也没给任何人看我写的是什么。直到轮到我上台表演时，我一开口就让台下的所有人大吃一惊，我朗诵的题目是《你的歧视我不懂》。那是我代表全厂三百多名外来工写的，写出了我们对命运的不屈，也写出了对歧视目光的质问。
“我们虽然出身低微，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我们是用辛勤劳动换取报酬、改变命运的，我们并非来此乞讨，请尊重我们，一如尊重你们的兄弟姐妹……”我不知道这些发自肺腑的语言是否能够打动别人，但是，从全场的静默程度来看，我多少打动了骄傲的上海人。台下的大小领导都齐刷刷地看着我，他们的目光比较含蓄深沉，我看不清他们目光中的内容。但我看到前排几个外来妹眼眶湿润，她们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
这次朗诵让我在三四百人的服装厂里一下子成了“名人”，人人都知道我有点文墨了。潘厂长对我犹为赏识，亲自到车间鼓励我：“赵美萍，你好好干，厂里会有你的用武之地的。”知遇之恩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无论有没有用武之地，我都得好好干的。我得为自己干！
后来，这篇小文章发表在了《宝山报》副刊上，我的写作欲望也开始蓬勃起来。经《宝山报》一位记者的介绍，我认识了钢铁研究所的一位刘金国老师，他把我写过的所有的小文章都要了去，先后在他主编的《钢研报》上发表，虽然每篇文章只有几元钱稿费，但我却感到了不小的满足和极大的自信。从此之后，一份心情或一个生活细节，都能成为我的写作素材。即使买一条鲢鱼做晚餐，我也会写一篇《红颜杀手》。看到每一篇手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那种成就感比上班拿工资还令人鼓舞。但与我的正式工作——流水线上缝纫工比起来，写作只能算是业余爱好。那时候的我，以为自己也许会做一辈子缝纫女工。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丫头，又没文化又没靠山，如果能在大上海站稳脚跟，做一名缝纫女工已经值得全家烧高香了。何况在当时，这家服装厂的前程看起来无限美好。
1992年5月，服装厂和日本一家公司合资，正式更名为“上海熊田时装有限公司”，所有服装加工后全部返销日本，以生产童装为主。厂里所有人都欢欣雀跃，这就至少意味着，只要我们不犯原则性错误，只要政策稳定，我们的饭碗就会捧得更牢。
合资后，厂里扩大生产线，又招聘了一批外来工，成立了新车间。而我，竟然有幸被厂里提拔为生产组长，后来知道，这是潘厂长力荐的。厂里共有四个缝纫车间，另外还有一个裁剪车间和一个包装整烫车间。每个缝纫车间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十四五个员工。以往，组长以上的干部都是上海人担任的。到我这一批，竟然破例了。
初次当上小头目，我又惊喜又惶恐，生怕辜负了头头们的期望。每天更是勤勤恳恳，带着刚刚招聘来的一批宁夏女孩，手把手教她们穿针引线，调整针距以及最基础的直线缝纫技巧。这些脸蛋被高原的紫外线烤得像涂了胭脂的宁夏女孩似乎被当初的我还要笨拙，刚刚初中毕业的她们玩心很重，根本耐不住刻板枯燥的流水线工作。一条简单的直线，她们之中有的人居然学了一个星期还缝得歪歪扭扭。有些女孩因为例假来了肚子痛，就要请假休息。稍一训斥，她们便眼泪汪汪。我便不忍心了，想起自己刚来厂里时，被潘师傅百般嘲讽，想到自己当时所受的委屈和愤怒……
我嗓门大，性子急，看到那些姑娘笨手笨脚的样子，十分恼火。有个姑娘走路和说话都是慢吞吞的，即使别人忙得火烧眉毛，她也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有时我气急起来，恨不能在她屁股上踹两脚。
都是天涯沦落人。我对这批宁夏女孩格外用心地指导起来，我时常对她们灌输“笨鸟先飞”的道理。与日本合资以后，日方派来了一位专管质量的经理，叫石川光付。这位日本小老头工作态度十分严谨，每天都在满车间转悠，甚至会亲自指导员工们缝纫操作技巧。我们都听不懂日语，但是，他在缝纫机上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能心领神会。石川特意关照我：“教新手一定要耐心、细心，不要给她们的心理上增加难度。这样，她们学起来才会有积极性。”话是通过翻译钱先生转达的，我对这个善良睿智的日本老头敬佩不已。
一个月后，我带领的这支缝纫小分队开始进行正常的流水作业。小组和小组之间有时也暗暗较劲，比产量和质量。我对自己的小组充满信心，我更想借此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想出人头地，机遇是关键。
一次，厂里接到一批急单，五百套儿童套装必须在三天内完成任务。其他小组都没敢接，正好我们小组上一批的活儿已经接近尾声，我主动向车间主任要求接下这批急单。我以极快的速度封好样（先做一件样品，送交质检部门检验），顺利通过质检，然后迅速启动小组流水线，抓紧时间赶工。第一天晚上，我带领小组的姐妹们一直干到十一点才下班。第二天晚上也干到十一点。到了第三天晚上，还有一百多件的半成品没有完成，而第二天上午必须整烫包装出货，航空运往日本。如有延误，便得按照合同赔偿客户的经济损失。
只有加通宵了。夜里，整个车间只有我们这个组还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干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又饿又累，眼皮直打架，有几个姐妹实在熬不住，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我也困啊，连续几天的疲劳早已严重透支了体力，但我又不能趴下。我只好搜肠刮肚地讲笑话，惹大家发笑，我还要求每个人都讲笑话，用笑话驱散疲劳，振作精神。小组里有个叫小芹的四川女孩用方言给我们讲了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瞌睡虫都被惊飞了，缝纫机重又响了起来，像一首高亢的打工之歌唱响在黑夜里。
望着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体会我们相依为命的打工生活，我忽然觉得，世界上并非只有我不甘安于现状的，每个走出山村，走出家乡，走向都市的农村女孩，她们都很勇敢，她们都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大都市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打工一族，才变得多姿多彩，丰富美丽的。
熬夜的时候才觉得长夜漫漫，随着手表的指针一圈圈走过，窗外渐渐由暗到明，由明到亮，早晨的第一缕从窗口照在了一张张苍白疲倦的隔夜脸上。而我们的任务也已完成了，大家都围拢在质检台前，打着呵欠，修剪着线头。
已经陆陆续续的有工人来上班了。令我惊讶的是，石川先生也一早来到车间，他是不放心我们能否完成任务。当他看到质检台上堆着如山一样的成品服装时，脸上漾起了满意的笑容。接着，他又用手比划着问我们吃了早餐没有，大家都疲倦地摇着头。石川先生转身就走了出去。
没想到，过了一会，石川先生和他的翻译钱先生提了满满两袋面包和饮料来到车间，让我们赶紧洗手，到走廊里去吃点心。对我们来说，加班赶工是常事了，但从没遇到过老板给员工买点心的好事。石川先生的做法令大家都很感动，更惹得其他车间和小组的员工们又羡慕又嫉妒。
后来钱先生告诉我，石川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他被我们这个小组员工的敬业所感动。他说在厂里这么久，第一次发现我们这个小组的员工如此敬业，这是很多上海员工都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也许就是从那时起，石川先生开始对我这个外来妹青睐有加。
通过这次加通宵，我也明白了一个职场规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敬业。惟有敬业，才会被人赏识敬佩，更能显示一个人的职业道德，也更能树立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那是1992年初秋，我用执著和自信在这家蒸蒸日上的服装厂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这是我的舞台，也是我的阵地，更是我不断向上攀登的台阶。每一层台阶都有不同的风景，我要一级级攀上去。此时，我的打工目的已经不是养家糊口那么简单了，我有了更高的愿望。
这个时候，当初我进厂时拿着我缝错的裤片对我冷嘲热讽的潘师傅已经退休了，他没看到我当上组长，没看到我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不过这已经不重要的了，我在心里依然感激他在我一进厂时，就狠狠刺痛了我的自尊。否则，我也许没这么快就扬眉吐气的。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由此我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行，往往不是我们真的不行，而因为别人说了我们不行。如果我们坚信自己行，就一定会行！
每天中午打铃下班时，花花绿绿的姑娘们像一群蜜蜂一样嗡嗡嗡地从各自的车间里飞出来，有的还没摘去白围裙和白头巾，噼哩啪啦地飞跑向食堂，去排队买饭菜。而我，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抢先吃饭，而是先去门口的传达室，看看有没有我的信。每天上午十点多钟，邮差会来送一次信。
好像整个厂里就我的信最多。以至于看门的张师傅总是会特别照顾地把我的信放在抽屉里，等我去时一并拿给我。那些信，多数是杂志社或报社的退稿，也有一部分是文友们的信。那时我最喜欢看《台港文学选刊》、《上海文学》、《知音》、《女友》等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