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鹤唳-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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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你们吵架了。”
　　“我们没有吵，不过我不想听他解释。我不是亲眼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吗？我没有和他见面就走了。不过，彭大叔，没关系。我和他吹了，也告别了那一切。”
　　“你恐怕太轻率了一些，他一心一意爱着你。”
　　丹妮苦笑。“我恨他！”眼睛又失去了平静。“我太傻，居然想嫁他。如果我是良家闺女他就不会这样对待我的。”
　　“很抱歉，”老彭说，“都怪我不好。如果我和你在一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也许里面有我们不知道的隐情。”
　　“他没写信给我，”老彭说，“但是我想他会写来。”
　　晚饭前他们到平湖门和汉阳门之间的江畔新街去散步，那边有一段旧城门拆掉了，改成现代砖房的大街。虽然今天是一月七日，难民还由南北各地坐船或搭车来到这儿，漫无目标的流浪者在街上挤来挤去——工人、农人、商人、学生、穿制服的军人都有。难民穿着各式的绸衣、布衣、外国料子，惨境各不相同。
　　他们由黄鹤楼下山的时候，丹妮看到路边一个堤防上有一张巨幅的图画，沿墙伸展一百五十尺。那是大队人马的画像，前段有士兵和几个野战炮单位，还有不少平民男女走在前头，围着骑白马、戴白披肩的蒋介石。这似乎象征一个现代的国家，在领袖的四周团结起来，排成一长队前进，显示出伟大的希望和崭新的力量。这是二十位画家合作的成果，群众的面孔非常真实，古典国画家是不这样画的。
　　“那就是我们的领袖。”老彭说。“听说他拒绝了日本的和平建议。上个月南京沦陷后，有人传说要和谈。很多政府首领都相信末日到了。我们最好的军队已被摧毁。我们在上海大约失去了三四十万军人——包括训练最精良的部队。我怀疑很多大官都打算求和，但是蒋司令到汉口说：‘打下去！’我们就打下去了。”
　　“你从哪里听来的？”
　　“从白崇禧将军那儿。他说上个月德国大使去见蒋司令和蒋夫人，带了日本的和平条件，他说出条件后，蒋夫人端茶给他，改变话题说：‘你的孩子好吧？’”
　　“那就是勇气！”丹妮大叫说，“我真希望能见到她！”
　　“听说她到香港去治病，不过马上就回来，如果有空袭，你就会看到她，空袭后她常出来帮忙找孤儿。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士气为什么高？我们国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政府，这么关心战争灾民的福利。”
　　老彭手里拿一个布包袱，用绳子绑着，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这是他独居的习惯。他包袱里的一个烟罐中放着钞票、硬币和香烟。在弯进城的转角处，丹妮看到一群乡下小孩坐在路边。他走向孩子们，拿出烟罐，掏出一张一元券分给他们，小孩似乎早料到了，连忙谢谢。
　　“这样有什么用呢？”他转身笑笑说，“他们十天前来的，现在还在这儿。我找不到地方给他们住。除此之外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个人进入一家小饭馆。吃的东西很多，他们叫了薄酒、汤和一些辣椒爆牛肉。
　　老彭大声喝汤，似乎胃口不小。
　　“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对不对？”丹妮问他。她对这位中年男子很感兴趣。
　　“快乐？”他说。“我无忧无虑，良心平安，我想你就是这个意思吧。”丹妮似乎在想心事。“如果不认识你，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她说，“我想我还留在上海。”
　　第十四章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丹妮和玉梅每天过河到庙里去给老彭帮忙，晚上再返回她们的旅馆。丹妮喜欢白天的工作、晚上的广播、报上的战争消息。战时的新都一切事物似乎都教她兴奋与忙碌，像任何一个自愿或被迫离家的女人一样，她必须有工作做，有某一种目标。
　　但是还有一些事情使她牵挂着旧日生活。老彭叫她到钱庄去拿信，他坚持博雅一定会来信，如果不写给她，至少也会写给他。所以她只好每天都到充福钱庄去。
　　“没有信吗？”第十天她问柜台说。
　　“没有。”职员回答说。
　　“你肯定吗？”
　　职员望着她苍白的面庞与深黑的眼睛，再度认为她是无可理喻。“我何必骗你呢？假如你的朋友不写信，我也有错吗？”他说。
　　丹妮很失望地走开了。
　　“你还爱他？”玉梅说。
　　“我爱他也恨他。”丹妮说。“但是我很想知道他如何为自己辩白。”
　　不过丹妮从事救难工作很快活。这是一种能使自己派上用场，却不按时间或固定上班的工作。包括打打杂，替难民写信，接受讯求，找医生，到木器行订几张凳子，安抚新来的人，帮难民登报寻亲，城内找人，或是有难民得到亲友消息，要去更远的内陆时代为安排。有时候有大堆工作要忙，有时则无事可做。不忙的日子里，他们三人就到火车站去看抵站的旅客和难民。
　　老彭照管的那一家子难民中，十二岁的儿子因风吹日晒而病倒了，发着高烧。老彭经过一番争论后，才把他带进自己的房间，丹妮出外买回一个小泥炉来烧水炖药。这些都是新经验，比她与博雅的约会更陌生。有时候她独自坐在病童身旁，静思默想，有如置身梦幻中。那个小孩名叫金福，她替他洗脸洗手的时候，他常用惊喜的眼神望着她。这种经验对丹妮和乡下小孩同样陌生，她对他产生了一份爱，他也把自己家乡和旅途的一切告诉她——并说他们是宣城的墨水制造商。当她看到他烧退了，觉得是她的第一次胜利。等他能下床的时候，她已不习惯说“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他们每天不得不推退几个新来的人，这愈加使得老彭清晰地感到，他们是就便服务大众，并没他们原想的去尽力做好事。老彭认识很多路边的难民，他们都在附近角落找着了住处。他们境遇很惨，老彭若不能带他们进庙，就根据他们的需要到街上去帮他们。有时候他把病人送到医院，坚持要医院收容。他常与丹妮商谈说，他要给难民们找间房子，由他们照自己的意思来管理。
　　有一天一家三口被推出庙外，事情达到了最高潮。那位父亲携着十岁的女儿和六岁的儿子。小女孩病重，简直无法行走。他们来的时候，丹妮也在。她听说小女孩夜晚咳嗽和冒汗。她面容消瘦，大眼睛却灵巧地望着丹妮。丹妮实在不忍心赶她走，就叫他们等一下，她去找老彭谈，他们费了一上午工夫才找到愿意收容这家人的人家，由老彭付房租和饭钱。
　　丹妮一有空就去看这位小女孩，她名叫苹苹。她患了肺病，不过整天快快活活的，总说她没什么。她父亲整天坐在房里呻吟，有时候一整天见不着，留下小女孩和她弟弟看家。苹苹告诉她，他们是靖江人，十一月底南京撤退时逃出，他父亲便筹着六百块钱，一家四口人，却只够买三张船票。他只好撇下十五岁的大哥，给他三十块钱，要他自己想法子到汉口。这等于让他去听天由命，生离如同死别般。那个少年曾到码头去送他们，当他挥手告别时，他父亲差一点跳下船去，轮船一开，他就崩溃了。南京陷落后，新的难民先后抵此，纷纷传述他们看到的恐怖暴行，以及四万二千名少年老百姓遭处决的经过，她父亲捶胸顿足，骂自个害死了儿子，又望着儿子能逃到汉口来。
　　他们抵达后，事实上过着像乞丐般的日子。由于风吹日晒雨淋，又吃不饱，苹苹生病了，如今她咳嗽很严重，还开始吐血。他父亲变得很暴躁，有时候对她说粗话，问她难道不能替哥哥死，好“偿她哥哥一命”，随后又悔恨不已，哭着要求她原谅。苹苹在父亲面前只能强颜欢笑，忍住不咳，说她没什么。
　　有一天老彭邀丹妮散步去，希望能找着一间廉价房子，好收容难民。阳光灿烂，以汉口的冬天而言，那天算是挺暖和的，是出门的好日子。午饭后他们向中和门郊区出发。他们经过斜湖，只看到拥挤的小房子，于是老彭带她往洪山方向行去。
　　他们向西沿大路走到乡下，一路上只见池塘和光秃的棉田，间尔有农舍和菜园散布其间。
　　洪山立在小湖中，午后的阳光直照山头。老彭指着远处小山坡上的一排树木和几间屋子。
　　“那个地方很理想。”他说。
　　“为什么选这么偏僻之处呢？”丹妮问道。
　　“因为较安静，房租也便宜些，况且城里适合的房子都客满了。”
　　他们上坡两三里，低头一望，武昌就在他们眼下，蛇山上有几排房子，屋顶密集，不是铁红就是黑色。沙湖和小湖横在脚下，长江对岸的汉口凹凹凸凸之轮廓显见。冬天的景观又灰又冷，却自显出一种忧郁凄清的美感。湖水很低，露出一片片湿地，水草在风中摇摆荡漾。
　　他们继续上了山路，看到一个长的石墙，似乎是有钱人的住所，墙上的题字饱经风霜，简直看不出了。一扇旧石门开着，他们走了进去。地坪很大，他们看到的是一间像没人住的屋子。通向屋门的幽径石块间已长满了青草，屋门关闭，但一半倒下，老彭轻易地将它推开了。
　　光线自格子窗射入，可以瞧见里面空无一物，只剩几张黑漆的椅子。墙上挂着破字画，歪歪斜斜，铺满了灰沙，屋角和窗户布满了蜘蛛网。室内有长久废墟所特有的干腐味。他们穿过外厢，进入右边另一间房间，房内有张很好的亮漆床，还有桌子和书架。一个细致的旧褥子还铺在床上，最常睡之处颜色较深。一边角落堆满各式各样的家用品，其中一个金纹的大漆木浴盆，想必有着辉煌的过去。旁边的破砖都教沙子盖住，显然是蚂蚁的杰作了。这是西厢，光线较亮，他们看出灰砖地板是干的。
　　老彭将手沾湿，在面对内室的窗纸上挖个小孔。
　　“里面还有天井和许多房子！”他惊叹道。
　　他们又进入中厅，推开了通往内院的小门。院子里铺满细致的石板，一个圆周两三尺的古釉鱼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