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艾滋病-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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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罂粟的种植，至今在这片土地上，再也看不到一朵罂粟花。但是，这些地区的北面、西南和南面都与缅甸接壤，而且又是缅甸政府不能控制的山区。在这些山区，罂粟是一种主要作物，每年罂粟收获的季节，那些种植罂粟的人总要从我国雇佣一些边境居民帮助采集鸦片，种植主又用鸦片来支付工钱。所以，尽管这些地区不种一株罂粟，但吸食鸦片和贩卖鸦片却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根绝。
　　过去，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都在“金三角”的这片土地上种植罂粟和贩卖过鸦片。五十年代初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滇南战役中漏网的李弥残部败退到“金三角”的勐萨后，就利用“金三角”的良好自然条件发展鸦片生产和贩卖毒品。
　　1953年和1961年，在联合国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李弥残部两度撤军回台湾，余下的1000多人也离开缅甸北部进入泰国境内，分布于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夜丰颂3个府，被编为7个“自立村”，主要种植农副业作物，但仍有少数人种罂粟和贩卖毒品。
　　七十年代后，东南亚各国大规模的扫毒运动和对毒品贩运的严厉打击后，原来的小“金三角”逐渐变成了旅游区。
　　八十年代后，那里的毒品生产和加工又迅速发展，对我国西南的毒品渗透便日益加剧。国际贩毒集团和境外贩毒分子并且假道西南将大量的毒品从“金三角”地区销往国际毒品市场。
　　在暴利的吸引和诱惑下，省内外的一些不法之徒也大肆走私、贩卖、运输境外毒品，致使早已禁绝的烟毒祸害迅速蔓延发展，出现了五十年代禁毒运动以来从没有过的严重状况。
　　由于毒品的泛滥，吸毒人数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青少年吸毒者明显增多，使毒品的危害更加严重和广泛。同时，吸毒的趋势也正由边疆走向内地，由农村向城市发展，吸毒的品种也从鸦片转化为海洛因等。在一些地区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竟占80％以上。
　　在中缅边境的一些村寨，由于吸毒，使原来就贫困的生活更加贫穷，有的人家穷得连铺盖、锅碗瓢盆都没有。
　　一个只有43户人家的村寨，就有36户没有房子住，这些人只能常年栖身在岩洞中。
　　有一个村，改革开放以后全村人劳动致富的热情很高，年人均收入从过去的150元增加到了1000元，成了县上的先进典型。但从1987年开始有人染上吸毒后，这个村的许多人因吸毒而丧失了劳动力。农业生产一年不如一年，1990年全村种植甘蔗50亩，只占1987年种植面积的27％。
　　那些被毒品毁灭了的村寨，人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困兽，蜷缩在破烂的草棚里，潮湿的岩洞中。
　　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越穷越要吸，越吸就越穷，哪怕家中还有一只鸡、一碗米，甚至一个鸡蛋，都要拿去换毒品来吸。
　　染上毒品恶习的村民，便精神萎靡不振，再也无心下地去生产劳动。
　　丰硕的田地荒芜了。
　　欢乐的村寨凋敝了。
　　过去，傣族人家是从来不留人守家，出门也从不锁门，竹楼始终是为客人开着的。走过此地的人，无论你认不认识主人，也不管主人在不在家，客人可以自己走进竹楼，可以自己做饭吃，也可以自己烧水喝。如果累了，还可以在竹楼上甜甜美美地睡上一觉。
　　可是，自毒品侵入了这些地方后，偷鸡摸狗，凿门入户的事一天天多起来，人们出门怕家里的财物被盗，回家又怕地里的庄稼遭偷，弄得相邻的村民人人自危，不能安生。
　　更可悲的是，有的吸毒者为了获取毒资，不得不卖儿卖女、卖妻、卖淫、卖家产，轻者倾家荡产，重者家破人亡，有的甚至走上了盗窃、抢劫、诈骗、贪污等犯罪的道路。
　　认识艾滋病毒携带者
　　1991年秋天，我因患脑神经衰弱经常失眠，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位年轻的中医———欧医生。
　　欧医生每逢星期天的下午开专家门诊，于是我就每星期三到医院一次，开上三副中药，刚好服用一周。
　　那时候我们卫生报已经改为周报，我每次去看病就顺便带上几张新出的报纸送给欧医生，也让他散发给周围的同事。
　　一次，欧医生为我开好处方后就拿起放在桌上的报纸翻看，突然，他抬起头来问我：“你们还开辟一个专栏来宣传艾滋病。说实在的，你见过几个真正的‘艾滋病’？”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艾滋病的宣传搞了好长时间，其实我一个也没见过。很想见一下，看看这些人的临床体征究竟是什么样。可惜没这种机会，因为医院里面根本不收这类病人，其它地方又找不到。”
　　“你找不到。我可是不用找人家就自己来。”欧医生苦笑了一声。
　　“你治疗艾滋病人？”我非常惊讶。
　　朋友在给我介绍欧医生的时候说，欧医生虽然年轻，却相当富有临床经验。他们家是中医世家，他从小就跟着祖父和父亲在中药房里长大，后来又考上了中医学院，理论和实践上都相当有一套。特别是他对肿瘤、乙肝、脉管炎等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颇有独到之处。没想到居然还能够治疗被称之为“世界瘟疫”的艾滋病。
　　“你进门时遇到的那个人就是。”欧医生淡淡地说。
　　“进门时……”我竭力回忆刚才的情景。
　　欧医生上专家门诊时病人很多，所以我每次来都是安排在5点多到达医院，这时病人已经少了，稍微等一会，5点半左右开好处方送到一楼划价拿药，基本就不用排队等候。今天我才走到门口就很高兴，因为诊室里一个病人也没有，这是平时很少遇到的事。进门时我确实碰到个男的刚好拿着处方出去。那人高高的个子，好像穿一件米灰色的长风衣，因为仅仅是我进门他出门的那么一会儿工夫，我根本就没留意那人的年龄和相貌。
　　“他在我这里看病半年多了。朋友介绍来的，没办法。”欧医生低着头整理抽屉里的书本。“其实，我哪有能耐去治艾滋病。什么叫艾滋病我还是从见了他以后才去找了点资料来看看。这种病，中医西医的书籍都没有任何发病原理和治疗方案的记载。”
　　“那你怎么给他医？”我更为惊讶。
　　“怎么治？你们报纸上宣传的都是100％死亡，本世纪无药可治。我又不是神仙。不过是受人之托，死马当活马医而已。”
　　“死马当作活马医……”
　　我细细品味着欧医生的这句话，突然为这个毫不相干的艾滋病人感到一阵悲哀。在医院里，医生最无奈的就是这句话，而病人最害怕医生说出的也是这句话。
　　“他是如何感染上的？”我问话的声音很低。
　　“出国进修。目前基本情况还好，潜伏期。”欧医生的回答很简短。
　　“我能见见这个人吗？”我望着欧医生。
　　“见他？”欧医生吃惊地抬起头。
　　“你刚才不是笑话我搞了这么长时间的艾滋病宣传，连个真正的病人都没见过。他下次什么时间来看病，我专门来见识见识这种特殊的病例，怎么样？”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这……”欧医生犹豫了。“我先得问他一下。朋友再三交待，一定要为他保密。我们也是朋友，又是同行，你现在又办什么咨询，我才对你讲的。这样吧，你下个星期三来再说。”
　　到了星期三，我特意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医院，没想到欧医生把我叫到外面的走廊上低声对我说：“对不起，他不同意见你。”
　　“为什么？”我顿感失望。
　　“这事怪我没处理好。我说有个记者要见他，他一听记者脸马上就变了。知道你这段时间在我这里治疗，他就说最近不来医院了，让他弟弟代他来拿药，病情有什么变化就在电话里告诉我。唉，我当时应该说你是本院的医生就好了。”欧医生有些后悔地说。
　　话已到了这个份上，我只有叹气遗憾了。
　　后来，我的失眠症状好转就没有再去医院。
　　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我陪家人到公园游玩，没想到在那里碰上了欧医生。
　　欧医生和一个身材瘦高，穿件淡绿色茄克衫的男子迎面走来。欧医生似乎在给那人竭力地解释着什么，那男的一声不吭，面无表情地默默走着。
　　见到我，欧医生显得十分热情，他叫住了转身退开的那个男子，向我介绍那是他的朋友，但他却向那人介绍我和他是一个医院的同事，搞妇产科的。
　　我困惑不解地瞪着欧医生，却发现他悄悄地向我使眼色，意思是要我注意这个男子。
　　我留意打量了此人一眼（欧医生没有介绍我们双方的姓氏）。他大约三十五六岁，清瘦的脸庞，五官长得也还端正和谐，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镶边的金丝眼镜，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可我发现那镜片后面的目光显得呆滞木然，里面似乎包含着很深重的忧伤。
　　听到欧医生的介绍，他很机械地咧嘴冲我笑笑，然后弯腰来了个日本式的鞠躬。
　　我当时正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没料到对方并没有握手的意思，幸亏我的反应还算灵敏，马上也朝他弯腰还了一礼。
　　欧医生邀请我和他们到湖中划船，我看到那个男士虽然非常礼貌，但始终不言不语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感到不大方便，就婉言谢绝了。
　　第二天，我给欧医生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要编造我是医院搞妇产科的，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需不需要帮忙。
　　没想到，他说：“哎呀，你怎么那样笨哪，还当什么记者？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现实生活的尴尬
　　警车沿着坎坷不平的盘山路行驶，车窗外，山乡那明丽璀璨的秋色似一幅珍藏已久的彩色图片，渐渐地掀开了我记忆中的扉页。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群龙腾虎跃的身影，一片童音未改的呐喊声，欢呼声……
　　这个地方我曾经来过，我清楚地记得在山顶上有一所乡办的小学，体育活动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