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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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主角是周恩来，他对《国内和平协定》作了详细说明。最后，周恩来语出惊人：“这个协定是定稿，不能再作任何修改。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但是，如果南京政府不签字，到本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就要横渡长江！”周恩来的话，不折不扣，是最后通牒。毛泽东下的这一步棋，完全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南北对立”的美梦。
当夜，国民党代表团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翌日立即飞往南京，把《国内和平协定》送交李宗仁，并急送溪口蒋介石。
李宗仁看罢，犹豫不决。蒋介石看罢，怒道：“文白（引者注：张治中）无能，丧权辱国！”蒋介石一锤定音，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
国共谈判，也就告吹。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百万雄师过大江
毛泽东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三大战役刚刚结束，中共中央便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发出文件，“准备四月渡江”。如果可能，则“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这是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就在国共和谈期间，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便已公开“正告南京政府”：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其实，周恩来在四月十五日晚对国民党代表团所说的那番话，也就是重申了毛泽东十天前对南京政府发出的警告。与往日的作战不同，向来讲究奇袭、出其不意的毛泽东，这一回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日子——四月二十日，早早地公开宣布了。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横渡长江，充满着百分之百的把握。
据云，最初定下的渡江日期是四月十一日。因为长江汛期即将来临，晚了就不利于渡江作战。不过，国共谈判尚在进行，毛泽东还是把渡江日期推迟至四月二十日。又据传，斯大林曾劝阻过毛泽东不要过江。内中的依据之一是《司徒雷登日记》，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载，张治中向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
依据之二，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曾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其中，毛泽东所说的一九四九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指的就是斯大林反对渡江。
依据之三，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与王方名等人谈话时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毛泽东又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正确的，而苏联领导人主张中国革命应当半途而废是一种右倾错误的观点。”
依据之四，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杨尚昆在和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会谈时，就曾提及米高扬在一九四九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军过江。但是，也有人以为斯大林未曾发出劝阻过江的警告，主要是在有关档案里查不到依据两种不同意见，可参看陈广相《对斯大林干预我军过江问题的探讨》，载《党研究资料》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载《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向青《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载《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六期。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坚决主张过江，这是毫无疑义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布了由他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五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不久之前，蒋介石下令通缉毛泽东。几曾何时，如今轮到毛泽东下令缉拿蒋介石了。尽管自一九四九年元旦起，国民党官方文件不再称共产党为“共匪”，此时毛泽东干干脆脆地称蒋介石为“匪首”。
蒋介石曾吹嘘长江为天险，国民党的江防固若金汤。
驻华美军司令魏德曼还有一句名言：“一支有战斗意志的军队，就是拿笤帚柄也能保卫长江。”《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虽说国民党军队手中拿的不是“笤帚柄”，而是美式步枪、机枪，却是一支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军队。三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在中共南京地下党员、《大公报》记者陆平等策动之下，率部倒戈，震惊了南京……渡江之战，是在四月二十日子夜开始的——完全是按照毛泽东公开宣布的时间进行。
仅仅依靠木帆船，仅仅依靠“小米加步枪”，仅仅用葫芦和竹筒做成的“土救生圈”，那“固若金汤”的“天险”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毛泽东的兴致特别高，居然亲自执笔，为新华社写了新闻稿，题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
美国驻南京的大使馆也迅即电告美国政府：“由于要害地点守军的叛变、最高统帅部意见分歧和空军未能给以有效支持，共产党简直是可笑地一下子就渡过了长江。”蒋介石在溪口闻讯，于二十二日急飞杭州，把李宗仁、何应钦（孙科已于三月十二日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由何应钦继任）、白崇禧、汤恩伯、张群紧急召至杭州笕桥机场开会。
这次会议，是商讨“最后一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强调，“天险”长江虽已被中共突围，但仍要坚守宁、沪、杭。
李宗仁向蒋介石表示，南京眼看着保不住，他要求辞去“代行总统职务”。李宗仁说：“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蒋介石当即说：“你还是要做下去，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蒋介石和李宗仁商定两条：
一、在政治上，宣布和谈破裂，政府今后唯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谈；
二、在军事上，由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的指挥权力，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
会议一结束，李宗仁便于当天傍晚飞回南京。这时，在南京已经可以听见枪声了！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毛泽东通向李宗仁的“暗线”
对于李宗仁来说，二十二日之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李宗仁知道，这是他逗留在南京的最后一夜了。眼看着南京就要落入中共之手。
李宗仁面临着人生的抉择。在他的面前，有三条路：
一、遵蒋介石之嘱，明日飞往广州。因为国民政府已迁都广州，他作为临时元首，当应去广州。
二、飞回桂系老家桂林，重整桂系势力，保住西南一角。
三、留在南京，坐等中共的到来。
前两条是明路，谁都知道；后一条是暗路，毛泽东知道。
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早已公开化。毛泽东对于李宗仁，下了一步大胆的“暗棋”，即策反！
毛泽东选择了一位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充当密使。此人名唤刘仲容，湖南益阳人。
刘仲容早年留学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跟中共有过联系。回国后，他长期在李宗仁、白崇禧左右任参谋。西安事变时，刘仲容在西安跟周恩来有过交往。抗战之初，刘仲容作为广西方面的代表，派驻延安达半年之久，跟中共领袖们颇熟悉。这样，刘仲容既是中共老朋友，又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老部下，自然是非常恰当的密使。
就在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平前夕，刘仲容携带无线电密码，也从汉口到达北平。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代表团的顾问兼李宗仁联络员。
刘仲容在北平受到的礼遇，比正儿八经的国民党代表还高。毛泽东两次在北平西山双清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