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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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感到不得不公开干预外交方面的问题（欧洲问题除外），也许意味深长的是，每一次我都认为，出于道德和现实两方面的考虑，应该改变做法。第一次是1991年4月，一些库尔德族的妇女乞求我大声疾呼，帮助解救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无情打击下她们首当其冲的同胞。我被她们的诉说打动了。当时议会正在休会，也没有大臣会见她们。我现在可以高兴他说——无疑是出于巧合——至少后来采取行动建立了安全避难所。
第二次是1991年8月在苏联发生了政变，西方一些领导人显然情愿“坐视”政变的领导人是否会成功，而没有在道义上充分支持在俄国白厅聚集在鲍里斯·叶利钦周围的抵抗力量，我对此感到惊愕。因此，我一核实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后就立即在大学院街我办公室的外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继续接受了一连串的采访。
我说，很清楚，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是违反宪法的，俄罗斯人民现在应该接受民主选出的主要政治家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在这一新的、危险的形势下，我们自己计划削减防务的做法现在一定不能继续下去。但是我告诫说，不要认为政变会成功。苏联人民现在对民主已有了更多的感受，他们不会愿意失去它。他们应该像中、东欧的人民所做的那样来保卫民主——走上街头，让世人知道他们的想法。
第二天早晨，情况已开始明朗。事态的发展正在证实我认为政变不会成功的乐观想法是对的。有消息说，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抗议集会。我想值得试一试与戈尔巴乔夫先生直接通个电话。据政变领导人说，他已经因“健康原因”下台了。当苏联大使告诉我不可能通话时，我并不怎样感到惊奇。我曾设想，电话联系可能已被克格勃切断——虽然在这一点上我很快得知我过高地估计了政变领导人的能力。那天晚些时候，保守党的欧洲议会议员、俄国问题大专家贝瑟尔勋爵与我的办公室联系，说他和正在伦敦访问的的叶利钦先生的顾问萨利纳·斯塔拉沃伊托瓦夫人在一起。我立即请他们前来向我介绍情况。我谈到我怎样未能与戈尔巴乔夫总统取得联系。然后斯塔拉沃伊托瓦夫人间我是否愿意与叶利钦通话。她翻遍了手提包，然后给了我他在议会大厦办公室的直线电话号码。开头几次没有拨通，后来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电话居然接通了。
叶利钦先生和我谈了一会儿，由贝瑟尔勋爵担任翻译。显然，被包围的白厅前景是严峻的，但是叶利钦先生和他的支持者们都情绪高昂。他问我是否能主持一个医生委员会，对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所谓健康不佳——这很像苏联典型的外交病——进行调查。当然，我同意了。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与外交部和卫生部合作，试图拟定一个由一些著名医生组成的恰当的名单。幸运的是，不需要这样做了，因为这时政变正在迅速瓦解。
根据美国政府的“消息来源”，报纸对我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谴责，因为我号召俄罗斯人上街制止政变，并且号召我们的政治家们停止裁减西方军备。但是我并不感到遗憾。民主必须靠斗争去争取，必要时要为民主而牺牲。的确，有3位勇敢的年轻人为了民主而死去。今天，俄国人仍记得他们的献身。
但是，我与西方外交政策部门的观点最不同的是波斯尼亚问题。对我来说，似乎很可悲的是，像不厌其烦地愿意注意事态发展的其他人一样——我经常从英国专家和该地区的其他人那里得到简要的介绍——我看到了塞尔维亚正在为侵略波斯尼亚的战争作准备。西方对更早些时候侵略克罗地亚的战争的反应是软弱和没有原则的，因此使得这场战争几乎不可避免。实际上，是在西方的默许下，南斯拉夫军队才能够将其装甲部队从克罗地亚撤到了波斯尼亚。
1992年8月，我正在瑞士和我的顾问们写我的回忆录的第一卷，得知波斯尼亚副总统艾贾普·加尼克要见我。他悄捎溜出萨拉热窝后，在国外拼命地为波斯尼亚寻求援助。
由于萨拉热窝生活必需品奇缺，我为我们的会见准备了丰富的午茶。使我惊奇的是，当他向我透彻地介绍政治和军事形势时，他不肯吃任何东西。但是当我走进书房给外交部打电话为他安排一次会见时，我的同事再一次要他吃点东西。于是，他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吃了几块三明治。后来他向他们解释说，由于他在地堡里呆了几个月没有什么东西吃，因此他想，在我面前吃东西时样子一定不文雅。
他告诉我的情况证实了我所听到和读到的一切。于是我当时作出决定，我在道义上有责任采取行动。我要尽可能地发挥我最大的主动性，但是我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美国，因为在与外交部进行了多次无结果的谈话后，我对英国倾听我意见的可能性已不抱任何希望。在《纽约时报》和美国电视上我辩论说，如果袖手旁观，我们就正在成为帮凶。我企图以此唤醒西方的良知。但是我也谈到了一些确切的例子。
有人争辩说，西方已无能为力，除非我们准备冒险长期卷入越南或黎巴嫩式的冲突，那样西方的伤亡可能很大。这种论点部分是危言耸听，部分是为无所作为寻找借口。像沙漠风暴那样从陆上发动全面进攻与停止向波斯尼亚禁运武器、向波斯尼亚军队提供武器和直接打击军事目标和通讯系统，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西方绕道而行，不闻不问，我们也不能期望其他人也会这样做。土耳其和穆斯林世界对此已日益担忧。在波斯尼亚屠杀更多的穆斯林，这些事件不仅本身骇人听闻，也使冲突有扩大的危险。
塞尔维亚没有像过去苏联那样的强大的外国支持者。到目前为止，西方不采取行动对它是个鼓励。西方明确声明不会使用武力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而明确警告要采取军事行动则会迫使塞尔维亚考虑停止其侵略。应当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要它遵从西方的某些要求：
停止给予塞尔维亚用以对波斯尼亚进行战争的经济支持，由设置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边境的国际观察员对此进行监督。
贝尔格莱德承认波斯尼亚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放弃对它的领土要求。
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保证人道主义小组的进入。
在更加广泛的整个地区非军事化协议的框架内，签订波斯尼亚非军事化协议。
允诺进行合作，使难民回到波斯尼亚。
如果这些要求（它们应附有最后期限，不能得到满足，应该进行军事报复，包括从轰炸连接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的德里纳河上的桥梁、军事护送部队、萨拉热窝和戈拉日代周围的炮兵阵地、军用仓库和其他在战争中有用的设施。还应当说明，这不是一场针对塞尔维亚人民的战争，即使塞尔维亚境内在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设施可能遭到袭击……
塞尔维亚不会听从这些，除非迫使它这样做。只有当他们的抵抗可能遭到失败时，才会产生一个比较民主和爱好和平的领导层。袖手旁观，直到冲突把一切耗尽，这不仅不光彩，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难民、恐怖主义，使其他国家卷入巴尔干战争，以及其他一些更糟的事情。
在一段短时期内，这一论点看起来好像要占上风。我相信在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内对战略的确重新作了一些估价。当时的军事和制订外交政策的机构已经完全醒悟过来，但只是提出了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大规模的地面部队的干预（我从未提过这一建议）太冒险，为什么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必须继续下去（这的确使得受害者不能自卫），以及为什么空中打击不会起作用（如果就事论事，这可能是对的，但如果把空中打击作为支持装备精良的波斯尼亚军队的一种手段以改变军事上的均势，它们的说法就不真实了）。
自从1992年夏季以来，向我所主张的方向采取了一些行动，但太少也太迟了。在荒谬的限制下，只进行了很有限的空中打击，而且都是在抗议联合国和北约不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背景下进行的。由于美国的压力，解除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有了某种可能性——但是直到温和的穆斯林领导人在得不到西方的帮助下被迫危险地紧密依靠像伊朗这样的伊斯兰国家之后，才出现了这种可能性。尤其是19——92年8月时，俄罗斯还没有卷入这场纠纷，而现在俄国政府在这一致命的赌博中已成为一个重要角色，正朝着我所担心的方向增加了赌注。最后，在波斯尼亚的英国军队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其他国家的军队都驻扎在易受攻击的位置，如果西方最后真的认真起来，他们很可能成为塞族人的人质。在波斯尼亚的可耻失败不仅有损于我们的信誉和道德境界，它还加深了自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北约内部所出现的最严重的裂痕。
可是，重要的是要把波斯尼亚的大败看做是一个征兆，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业。在“世界新秩序”这一概念时起时落的整个这段时期内，关于国际事务的许多讨论几乎是不现实的。外交政策的思考家们仍在进行这些争论：（按照黑格尔的观念）“历史”是否已经“结束”；按照弗朗西斯·福山激励人心的论文，我们是否已经到了“人类思想进化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已成为政府的最后形式。”
与福山先生的理论形成对照的是后来由塞缪尔·亨廷顿所作的预言，即国际政治今后将为《文明的冲突》所主宰，由七八种主要文化的互相作用来塑造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未来最主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把这些文化彼此隔开的文化错误路线上。“
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这些雄心勃勃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实践者的犹豫不决，它们之间的对照突出了一种不现实感。越来越明显，冷战的结束一在柏林墙的拆除和正式举行苏联的丧礼之间仅仅只有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