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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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种没有负疚感的保守主义的。
　　我对布罗肯希尔的访问向我提供了一个动向。这是一个由矿工工会控制并主要由他们拥有的内地城镇。工会领导人见到我时很高兴，也相当惊讶。他们自豪地告诉我，如不加入工会谁也不能在这城镇中生活或工作。镇上的一个酒吧间最近对这里的规章表示异议，其直接结果就是遭到抵制并被迫关闭。我的向导们对这一公然违背自由的行为完全泰然自若，实际上还违反常情地感到高兴。我不禁冥想我是否已经提前看到了英国的前途。
　　从这次访问澳大利亚之行中获得的我所珍视的一段回忆是我仅有的一次同罗伯特。孟席斯爵士的会见，他担任总理许多年并且是英国的一位伟大朋友。他正生病，不再能够走路，但是人们一眼就能看到这位澳大利亚重要政治家和丘吉尔帝国战时内阁成员的个性威力，虽然一度使他成为著名的政治拳击家的讽刺才智比过去少了一点。他表示他已阅读过我最近的大部分讲话，尤其是那些告诫人们警惕苏联新的侵略的讲话时，我感到很满意。我被提醒说，当大英帝国还是一个世界大国时，已趋于成熟的那一代政治家保持着全球观点。这是他们的眼界比较狭小的后继者们所缺少的。这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这种提醒。当我发现自己受到这位卓越人物的赞美时，这使我更加深信我是正确的，主张缓和的权势集团是错误的。
　　第二年（1977年）4月当我访问中国时我从一个很不相同的来源获得了同一种类的令人鼓舞的肯定。中国人对我的了解比我对他们的了解多得多。他们欣赏我在赫尔辛基和肯星顿的讲话，　并且把我看作一名有价值的反对他们称之为苏联“霸权主义”的新成员。我的女儿卡罗尔也来了：她已决定要在澳大利亚开始她的职业生涯，而我也已说服她取道中国外出旅行。有她和我在一起是很有趣的，而且她是大多的官方庄重礼仪的一副很好的解毒药。在随行人员中还有另外两个人——我的议会私人秘书之一约翰。斯但利和道格拉斯·赫德，后者曾经是我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拥有关于中国的渊博知识和轶闻。道格拉斯命名我们为：“四人帮”。
　　驱车进入北京之前我在北京飞机场受到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迎接。当时正值旱季，天气热，到处都是尘上飞扬，静电干扰很重，因此人们告诫我不要带丝绸服装。那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侧厅中举行了宴会，我是贵宾。一个中国管弦乐队演奏了一系列西方古老的受人们喜爱的乐曲，包括照例必有的《绿袖子》。我已经多多少少掌握了使用筷子的先进方法，但是我们仍然发现有几样中国精美的食物对我没有吸引力。我让海参和鱼肚从我旁边传过去了。中国人喝茅台酒——一种用谷物酿制的烈性酒——并有用它不停地敬酒的习惯。我很高兴看到在场的英国新闻记者们很欣赏这种做法。但这一习惯造成了不少危险的社会问题。然而，幸运的是，我推测对妇女来说只不过啄饮而已，而不是一口喝下这种致命的烈酒。
　　3天后我乘飞机飞往南方的苏州市，这是一个有许多公园与花园的美丽的历史名城，以其古老的蔬菜雕刻艺术为特色的烹任闻名。离开北京的暑热和喧闹是很好的事情。成千上万的人在绿树成荫的路上欢迎我。我看到妇女在刺绣毛泽东的丝绸画像，喂养鸭子并在取名恰当的“拙政园”中漫游。但是和平的和沉思的气氛是假的。那天晚上当我们离开苏州市革命委员会所设的宴会时有几张陈列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离开我们的向导片刻去看这些照片。照片显示的是对一名以前的地方官员的谴责。有一群人正在盘问他——发出嘘声并向这个感到惊恐的男子吐唾沫。向导们迅速地催促我们离开了那里。
　　从苏州我飞去杭州，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暴乱和前一年发生全面战斗的地点。也许我被邀请到那里去是为了向外部世界表明和平已被彻底地恢复。在那里的西湖上划船肯定是很平静的，毛泽东在那里有一间乡村别墅。
　　我从杭州坐火车去上海。我的第一个约定活动是参观一所大学。我知道有几名英国学生根据交流计划正在这所大学学习。我询问他们的情况，其中一个学生按时出现了。　我们所到之处地面都是湿的，　家俱也擦得锃亮。大学图书馆陈列着几本《经济学家》，甚至还有英国议会的《汉萨议事录》。一切都显得太好，以致于显得不真实，然而情况就是这样。
　　在外表上，上海是我参观过的最西方化的城市：我们一行人被带去坐船游江而我们全都被昔日公共租界的西方风格的建筑物完全迷住了，看起来这些建筑物很像是1941年日本侵略结束殖民地租界以前建造的。但是城市中的气氛是令人心烦和格格不入的。树丛中有扩音器在大声宣读政治文告。上海曾经是“四人帮”中3名成员的老窝，但是新政权已经能够以惊人的安详在那里确立它的权威。我曾与新市长共进过午餐，他正忙于肃清政治反对派。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过火行为——这包括火烧英国大使馆图书馆，那里收藏着无法补偿的中国书籍和手稿——有些最珍贵的宝物被暗中保存下来。我对中国绘画的兴趣使我要求参观市博物馆和美术馆。展示给我的轴画和悬挂物太容易损坏，不能放在阳光下观看，我是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看到它们的。还有古代瓷器和金属制品，前者对我有种特殊的吸引力。在经过文革动乱之后，一些属于中国精华的东西侥幸地保存下来了。
　　第五节　事后的思考
　　当我阅读这几页时，我有点不安地注意到，我似乎同若干其人权记录经不起仔细检查的统治者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确实，如果我是这些国家中某国的反对派领袖的话，我可能早已保不住我的性命，更不用说我的自由权了。那么，我是如何设法同他们建立通情达理的良好关系的呢？
　　有许多解释浮现在我的脑海。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几年之内我有望在本国行使政治权力，我是作为这样一位政治家来访的。因此他们忙着与我打交道，甚至对此感到很愉快。我对此并不存在幻想。同样地，我认为我有责任去建立某种关系以便届时并在那以后保护和推进英国的利益。既然他们是他们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就是我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人。同时，我也认为能够而且应该保持某些区别：对那些手上沾有鲜血的统治者应予正确的对待，但仅此而已；而对民主政治家们则应给予另外的表明敬意的标志，从授予荣誉的爵士身份到唐宁街的官方宴会。这些都是英国馈赠的。即使这样，我也不会天真到以为这会大大改变独裁主义政权的所作所为。
　　我的第二点考虑是，我能够在有些场合使得一些政治犯获得释放或移居国外，把这作为我出访的一种交换条件。被释放的人从来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多；但是即使少数人获释也比没有人获释要好。而且每一个人获释意味着另外10个人有希望。确实，这告诉剩下来的那些人，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
　　第三，我们必须记住，罪恶像美德一样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这是一种关于人类天性的奇怪反映，即一个统治者可能在上午下令杀害一名政敌，可是在下午却又执行他在一项条约中所作的承诺。有些人我与之打交道时保持着警惕，但他们遵守了他们向英国所作的诺言，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在物质上帮助过另一个国家反抗侵略与占领。
　　最后，国际关系总是在最佳者中择其善，而不是理想的抉择。即使我有能力用一个统治者来取代另一个统治者——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也很少能够以一个较好的统治者来取代一个坏的统治者，而且往往会是以一个更坏的来取代他。例如，那些为伊朗国王垮台而感到欢欣鼓舞的人，今天必须使自己顺从这样一个令人悲痛的现实，即毛拉政权对它本国的公民压制得更加厉害，并且在国外助长恐怖主义和颠覆活动。在这个国家里伊朗国王是稳定的支柱，如果说后来只不过是一根摇摇晃晃的柱子而已。
　　各个国家倾向于按照它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别国人民的利益行事。这越发使民主国家的人民有理由不仅对压制人权的外国政府施加压力，而且也对他们本国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改善人权状况作为西方外交的一项目标。我可能有时怨恨过对于我在掌权时的行为的这种第二种批评；然而，不久以后，如果有人提醒我，我通常感到很高兴。
　　第十一章　准备掌权　率党获胜
　　第一节　愉快的插曲
　　自由党—工党联盟无所作为，根本没有取得它们的代言人后来声称的成就。它没有能够阻止社会主义的推进，更不要说挫败它。实际上它只是使工党政府当政，并且使它得以完成航空和造船业的国有化。经济是恢复了，虽然脆弱，却是实实在在，但这不是工党的功劳。经济的恢复加强了工党在1977—1978年问的政治地位。经济的恢复是由于在此之前几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采取的措施。这未能帮助卡拉汉缩小左翼的影响并打败它。实际上，左翼强大起来，在几年之内主导了工党。
　　实际的好处另有得主，而且完全在预料之外。首先，自由党表现出与工党在思路上的相近之处，这给潜在的保守党人一个有益的警告，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对自由党表示钟情，把它看作是比工党文明些的选择并投它的赞成票。因此，联盟更加巩固了人们对我们的支持。其次，现在我可以看清楚，1997年3月我们还不能组成一个政府足以使英国摆脱使其长期衰落的政策。不管是内阁，还是党的议会党团或者选区，都不可能愿意服用这剂必要的但又是苦口的药。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这种病已经蔓延得多么广泛。只有1978—1979年冬天的罢工才能改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