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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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月19日星期一在肯星顿市政厅发表的讲话涉及的范围和前一年的切尔西讲话差不多，只是更集中于防务问题并包含着关于苏联威胁的更加强硬的语言。讲话谴责工党政府“当英国及其盟国面临着战后最为严重的战略威胁的时刻却在拆除我们的防务”。讲话对苏联的意图作了不同于缓和论者的分析。
俄国由一些有耐心的、有远见的人的专政统治着，这些人正在迅速地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海军与陆军大国。他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自卫。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庞大的主要是内陆的国家只是为了守卫它本国的边疆并不需要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不。俄国人集中精力于统治世界，而且他们正在迅速地获得成为这个世界所曾目睹的最强大帝国的手段。苏联政治局中的人无需担忧舆论的涨落。他们把枪炮放在黄油之前，而我们则把几乎每样东西都放在枪炮之前。“
我提出了关于在中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部队之间力量不均衡的警告，在那里，后者以15万人、将近1万辆坦克和2600架飞机在数量上超过了我们。但是我强调说，西方的防务不能只在欧洲得到保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供应线也必须受到保护。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忽视受到苏联支持的部队正在安哥拉做什么。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他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得到准许的话，他们完全可能得出结论说，他们能在别处重复这一做法。
对这篇讲话的反应，尤其是在英国报界更富有思想的那部分人中，比对切尔西讲话的反应有利得多。《每日电讯报》将社论冠以《关于俄罗斯的真相》的标题。《泰晤士报》承认“西方有自满”。苏联的反应也来得不慢。苏联大使馆写了一封信给雷吉·莫德林，而大使也亲自到外交部提出抗议。从不同的苏联宣传喉舌那里传出了一连串粗野的抨击。但是杜撰“铁娘子”这个词并用来描述我的人则是红军报纸《红星报》办公室的某位盲从上级的官员，他的想象力超过了他的判断力。
当戈登，里斯在报业联合会的电讯稿上读到《红星报》的话时，他欣喜若狂地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这件事。我很快就看出，他们已经于无意中把我放在了一个作为他们最强硬的欧洲对手的受人尊敬的位置上。这是他们对我的最大帮忙了。
几天后我参观了沿莱茵河的英国驻军，我的肯星顿讲话确保我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有人拍摄了我驾驶坦克的照片，这对我在国内也完全没有什么损伤。外部世界所不知道的是在这次参观过程中我的事业差一点儿比1990年11月的那次事件还要更加戏剧性地告终。
党的防务发言人之一克兰利·昂斯洛、理查德·赖德和我登上了一架年代已久的双引擎螺旋桨运输机，从莱茵达伦的英国基地飞到我们将在那里过夜的奥林豪森去。（原计划乘直升飞机去，但是气候不够好。）起飞后不久我从我的公文包中取出我的讲话稿并开始工作。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引擎的喧闹鼓呜声有些不正常。机舱内很冷。外面是浓浓的极冷的大雾，仔细看我能够看见机翼上结成的冰。就在此刻一位机组人员过来说发生了问题，我们不得不返回莱茵达伦去。从他的神态上我能觉察到情况严重，我迫切要求知道确切的麻烦是什么。原来是雾太浓，驾驶员无法把握方向。还不止这些，我们现在显然是在崇山峻岭中盲目飞行。这就是为什么驾驶员已使我们的飞行保持在最低速度，如果再放慢速度飞机就有停飞的危险。但愿大雾会散去，他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更糟的是，测量我们空速的仪器失灵了。我停止了关于讲话稿的工作并把它小心地放进我的公文包，往后仰靠，闭上我的眼睛并思考一些甚至比政治更重要的事情。不知怎么地，我们设法回到了莱茵达伦。我从来没有比触觉到我脚下的柏油碎石时感到更加宽慰了。
吉米·卡特于1976年底当选为美国总统，使白宫有了一个把人权放在对外政策议事日程首位的人。
但是我不久就对卡特政府对外政策方针的另外两个方面感到担忧。首先，处理人权问题时没有联系更广泛的政治与战略问题来考虑，而且实际上还带有某些道义上的天真。即使是最大的理想主义者出于道义考虑而制定的政策、也得讲求实际。有许多凌辱人权的政权一例如在拉丁美洲和中东的一些军人政府——但它们的压制性比独裁主义政权要小一些。
此外，一个自由国家不仅对它本国而且也对非自由国家所负有的首要职责是生存下去。因此没有必要为支持一个暂时为更大的西方利益服务的然而又是令人讨厌的政权而表示歉意，尽管我们应该始终一贯地运用我们的影响去改变它最恶劣的弊病。不幸的是，卡特政府内部的糊涂思想与意见不和妨碍了它奉行这样一种健全的方针。如同我们将看到的，卡特强调伊朗的人权帮助推翻了伊朗国王，而代之以压制性更强并且反对西方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政权。如图帕斯卡尔指出的，道德的第一原则是思维清晰。而就卡特政府而言不清晰的思维给人权和西方利益带来了显然是更糟的结果。
我的第二点批评是，人权政策是不可能自立的，因为简单的理由是权利最终必须用武力来维护。在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下，这就要求美国在军事上强大得足以抵制和扭转苏联造成的对自由世界的威胁。然而卡特总统对裁军承担了热情的许诺。表现为他废除了B1战略轰炸机以及后来又重新推动了卡特总统与苏联人一起倡议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因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卡特总统发现他只能采取行动来改善与西方有关联的国家的人权状况，而不是改善那些敌对的和强大得足以无视他的行动的国家的人权状况。
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有可能就具体的方案进行争论，但就战略来说，真正重要的事实是，苏联近年来一直在远比美国人快得多地武装着自己。任何侈谈“武器限制”的协议必然导致承认由协议稳定下来的军事均势。只有从一个方面来说进行大力的武器削减，或者说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重新加强美国的防御力量，才能扭转形势。然而，如果在盛行的舆论情况下这两种情况都没有真正实现的可能性，那么达成一项大体上相当于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东西，就会对西方有利，因为这至少将会阻止苏联人的进展。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美国都早已失去了它的核优势，而这时西方很久以来已经放弃在常规武器方面与华沙条约组织保持平衡的企图。尽管这类统计必然是粗略的，但从下表可以看出变化的规模：
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核力量
1966年 1976年
美国 洲际弹道导弹 904 1，054
潜艇发射弹道导弹 592 656
远程轰炸机 630 387
苏联 洲际弹道导弹 292 1，527
潜艇发射弹道导弹 107 845
远程轰炸机 155 135
来源：《军事均势》，1976—1977年，第75页。
实际上，由于苏联人生产了他们的逆火式轰炸机，成倍地增加了他们的核潜艇并开始集中部署对准西欧的SS20核导弹，情况将会是更加恶化。
这些事实与数字是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得到的，但对此感兴趣的新闻记者却太少了。但是他们实际上低估这个危险吗？我曾经密切注意乔治·基根少将所作的关于苏联对带电粒子射束研究情况的报道，他最近从美国空军情报部主任一职引退。该射束对弹道导弹的攻击可以提供远为有效的防御，因而可能提供一种技术使防务概念彻底改革。卡特政府低估了这种威胁，只是在里根总统发起他的战略防御倡议时，人们才确切了解这些危险并采取了削弱苏联优势的行动。然而，早在1977年3月，《航空周和空间技术》杂志就发表了基根将军关于苏联全面威胁的范围的言论。他论证说，美国人一贯低估苏联军事实力和备战的规模，得出了灾难性的结论，“苏联今天在发动、进行一场全球性冲突并从中生存下来的能力远比美国及其盟国大得多。直到两年后发生了入侵阿富汗事件，多数西方政治家才开始用这种思想方法来思考问题。
当我于1977年9月再次访问美国时，卡特政府还在享受其政治密月的乐趣。卡特总统带给白宫一种新的不拘礼仪的看来符合时代气氛的作风。虽然人们对于他的某些任命有些不安，但把这主要归因于华盛顿对外来人的不满。他拥有他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这两位卓越的助手，他们在观点上的分歧当时还不明显。
当吉米·卡特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我曾于5月间在伦敦会见过他。尽管我对他的对外政策的怀疑日益增长但我还是喜欢他并期待与他再次见面。我们在白宫讨论问题时，总统极想为他最近提出的缔结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倡议进行说明和辩解。虽然他已清楚地掌握了细节并且是个有说服力的倡导者，但是我没有被说服。由于我确信可靠的核威慑力量的极端重要性，并且知道核武器必须经过试验才能成为可信之物，因此我不能随声附和这项政策。
同样地，在罗得西亚问题上我无法同意卡特总统或者说还包括赛勒斯·万斯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所偏爱的解决方针。美国人坚持认为罗得西亚的安全部队应予解散。但我知道这对白种人——他们仍然享有对“武装斗争”的军事优势——来说如果没有某种真正的和平保证是永远也不会接受的。美国人还玩弄着对南非实行制裁的主张，这在我看来是同样地判断失当，因为考虑到如果他们想要说服伊恩。史密斯实行妥协的话，他们就需要南非政府站在他们这一边。
至少这一次我并不需要同大使馆的怀有敌意的情况介绍进行争辩，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