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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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共同市场东方西方
第一节 欧洲
我成为保守党领袖后面临的第一个大的政治挑战是关于英国是否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的公民投票。举行公民投票是工党在野时为使党保持团结所作的许诺。出于若干理由我倒希望这是一次关于某个其他问题的挑战。欧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德热衷的问题。他认为他的最大业绩是使英国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而且既然现在他已失去领导地位，他愿对此事投入更大的热情也是十分自然的。如同在竞选领导职务运动期间已经明显表明的那样，人们有些怀疑我对这个问题不太热心。与特德相比情况也许确实如此。但我的确真诚地相信脱离共同体将是愚蠢的；我认为共同体提供了同其他西欧国家联系的经济纽带，这一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且我尤其是欢迎加入共同体后其成员资格所给予的更大的贸易机会。然而，我并不把欧洲问题看作是对其他一切事情的试金石。虽然我认为英国最好呆在共同体内并且尽可能充分利用它，但我同样能够完全理解总的来说抱相反看法的那些人。在我看来，关于英国的欧洲命运、更不用说关于欧洲的认同的夸张言辞；并不真正中肯，虽然有时我在公开讲坛上也稍许使用一些。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极其乐于由特德在公民投票运动中担任我们这一边最主要的角色，并由威利代表保守党担任“欧洲的英国” 的副主席， “欧洲的英国”是同亲欧的工党下院议员和自由党人合作建立的“投赞成票”运动的组织，康·奥尼尔和后来的罗伊·詹金斯任其主席。
这个安排具有两个优点和两个不利之处。优点是，虽然我在运动的开始与结尾时需要以高姿态公开露面，但我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其次，党内最热衷于欧洲事务的人将能把他们的全部精力投入第一线。两个不利之处也许是我应该预见得到的，首先这将使特德东山再起的胃口增强，其次是保守党内外决意摆脱我的势力将会试图利用正在开展争取“赞成”票运动的各党联盟，把它作为一场争取成立“中间派”联合政府运动的核心。
我还碰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推理上的困难。我从特德那里继承下来的立场是彻底反对关于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整个思想，理由是这违反宪法而且不是英国人的习惯做法。即使我曾经想要改变这一立场，我也没有时间这样做；在我就任领导职务仅仅两周后，政府就公布了它的公民投票白皮书。此外，把公民投票攻击为一种只是图谋使工党内阁保持团结的宪法上的畸形怪物，党就可以获得取之不尽的政治好处。然而，我感到不安。首先，显然有个实际问题，即无论保守党提出什么样的抗议，我们横竖都必须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我们将会很快就不得不认真地对待它——而且要让人们看到我们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恰当的结果的话。其次，而且还只是个模糊的想法，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当某个个别问题使得国家而不是政党发生了分裂、大选并非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手段时，也许就需要号召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同样，如果一个获得好斗的工会支持的很左的政府试图在宪法惯例的掩饰下向基本自由权挑战的话，保守党反对派就可能试图这样做。
我决定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材料。举行公民投票的思想在英国政治中具有相当悠久的渊源和历史。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在关于爱尔兰地方自治、上议院的权限、征收粮食关税等问题上都被提出过——有时是由保守党领袖们提出的。1945年丘吉尔曾提出讨论就议会任期延长到日本被打败时一事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可能性。在这些案例中没有哪一次曾经举行过事实上的公民投票。但是如果不去严肃认真地对待主张举行公民投票的事情则显然是错误的。我尤其被迪赛的《宪法的法则》第八次修订版中的下述论断所吸引：“公民投票是人民的否决权；全体国民拥有主权，他们完全可以发布命令称，没有国民的直接批准，不得修改宪法。”
我就这些论点咨询影子内阁的法律事务发言人迈克尔·海弗斯。他的回答当时在我看来是很有权威的。他说回顾一下保守党曾经支持过的举行公民投票的案例，我们可以说除了征收粮食关税的案例——这次是党力图避免发生破坏性分裂（如同工党现在的情况一样）——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完全合乎宪法的。此外，议会都没有就其中的任何问题作出过决定，我们也都不曾冒单方面破坏条约的风险。他的结论是，过去的先例并没有为就是否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举行公民投票一事提供正当的理由。
因此，3月11日星期二我在议会的公民投票问题辩论中发言时，已透彻地思考了这个问题。这将是我作为反对党领袖的初次演说。尽管我对我所谈论的情况和理由有些保留，然而这是我喜欢作的那类演说。政府在论辩中的主要理性弱点是在关于公民投票是否以及怎样对议会“具有约束力”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混乱不清。如果它具有约束力，那么议会的权力，就受到了侵犯，而议会的权力对于议会双方的反对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并不具有约束力，那么它的威力何在？我并没有在我的演说中排除采取公民投票的办法，但我极力主张有必要考虑全部的宪法含意。我驳回政府提出的关于继续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一案很独特因而需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论点。我说：
“要采用公民投票的手段就要问这样的问题：公民投票应该适用于哪一类情况呢？推测起来答案将会是：适用于宪法性的变化。但是按照英国传统很难确定什么是宪法性的变化，因为我们大都沿用惯例和先例。”
然而，假如具备了合适的宪法基础——这就是说，确定了可以举行公民投票的条件，公民投票也许就成为可以接受的了。但是这样会意味着，像其他许多民主国家那样，情况要发展到有一份成文的宪法或者至少是某种程度的成文宪法，这对议会权力的影响会是深刻的。但是如果我们关于宪法法则和惯例的意识日益削弱，有一天我们也许会需要考虑这类问题了。
虽然该演说中还有些段落我现在是不会同意的，但这些论断对于考虑就一些问题比如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或者单一的欧洲货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来说仍然似乎是个很好的出发点。我此时尚不明白我所概括的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条件已或多或少地得到满足。这一点有些人已经领悟。英国法律服从欧洲共同体法律是加入罗马条约的结果，连续的条约修改和共同体制度的实行也都会加速这一进程，这就确实导致了一种宪法的变化。而且我们由于接受了罗马条约的内容和一个特别的欧洲法庭，就已经朝成文的宪法“至少走了一部分路程”，当议会通过的法律与之冲突时，该法庭就可以消除这些法律。
下议院以312票对248票通过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提案。然而，4月9日星期三关于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问题辩论的结果则预示着一种未来的事态：赞成票396张，反对票170张。从这时起直至6月5日星期四这个规定举行公民投票的日子，商界的巨大势力，两党的领导人员以及更广的、可敬的幕后统治集团一起称颂加入共同体的好处，详尽阐述对于工作岗位减少的担忧，警告欧洲内部冲突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嘲笑工党左翼人士和保守党反动分子的奇特联合——组成“投反对票的”院外活动集团／投赞成票的“运动组织得很好，经费也十分充足——这与亚历斯泰尔·麦克阿尔派恩所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很快就征聘他为保守党司库。人们谈论的这场”大辩论“，实际上是戴维和戈利亚什之间的一场较量，戈利亚什最后获胜。实质性的问题往往不翼而飞。
对我来说最令人厌恶的是工党领导人的公然的机会主义。英国加入共同体条件的“重新谈判”根本就是不严肃的。在3月份的都柏林欧洲理事会上，大家同意采取一项特殊的“财政机制”使英国兔于承受过重的财政负担：这个机制从未启动，因而也从未带来一便士的好处。然而政府分发给各家各户的小册子抛弃了工党、尤其是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汉在大选中使用过的所有怀疑欧洲的词藻。小册子包含着诸如下列的劝慰言词：
作为这些谈判的结果）共同市场的农业政策（通称共同农业政策）现在更加灵活，对英国的家庭主妇和农民双方都有利……
在以前的条件下，英国对共同市场预算的缴款强加给我们的负担过重。新的条件确保英国将缴纳较为合理的份额……
过去共同市场朝经济与货币联盟方向的变迁对英国的就业是个威胁……
这个威胁现己消除……
说什么加入共同体可能迫使英国吃欧洲面包或者喝欧洲啤酒是荒谬的……
……采取重要决定的是部长会议，而不是共同市场的官员。
我及时地在圣欧明旅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动了保守党赞成共同市场的运动。招待会由特德·希恩主持，我甚至把自己描绘成为“在师傅面前讲演的学生”。我在我的选区和其他地方发表了讲话。我在投票前夕向《每日电讯报》投了一篇文稿。我认为我为运动贡献了我的一份力量。但是其他人并不这么看。报纸上出现了批评意见——例如《太阳报》评论说：
寻人启事：一位保守党领袖。名叫玛格丽特·撒切尔，11天前神秘地从共同市场公民投票运动中消失。自那时以来未再被人看见过。恳请找到她者叫醒她并提醒她说，她作为反对党领袖失职了，使得国人失望。
这样的批评无疑是由以我为牺牲品而自己另有企图的某些人提供给报界的。但是亚历斯泰尔·麦克阿尔派恩这位很快从支持者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