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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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不理解关于重整军备和国联问题的争论。那次竟选很艰苦，面对着“为和平投票”积极分子的竞争，而且还有阿比西尼亚战争这个背景。后来，当我十几岁时，我经常与其他保守党人激烈争论，鲍德温在竟选中是否误导了选民，人们普遍认为他没有告诉选民国家面临的危险。事实上，要不是国民联合政府在那次选举中重新当选执政，就根本谈不上重振军备应该更快一些的可能性；如果工党上台，很可能会做得更差。国联也根本不可能阻止大战的爆发。
我们对1938年签订的慕尼黑协定的感情是错综复杂的，许多反对绥靖政策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当时，人们被推向两个方向，非此即彼。一方面我们对希特勒政权或者说他的意图相当清楚，特别是我们家庭有亲身感受。希特勒取缔了德国的扶轮社，我父亲一直认为这是扶轮社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我们得知，独裁者不能容忍组织市民社会的志愿组织，如伯克的“小队”，也不能容忍法律范围内的个人权利。若契医生属德国血统，可能是镇上最好的医生了。他从德国得到不少消息，把这些消息告诉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又与我讨论这些问题。
我对希特勒有自己的认识。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卖鱼片的店，我经常去买我们家星期五的晚饭。在那里排队的人常常组成一个很好的论坛。有一次辩论的题目是希特勒。有一个人说，希特勒至少使德国人有了一些体面，而且使火车正点了。我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一些年龄比我大的人感到震惊，而且无疑有些恼怒。开店的女老板笑着说：“哦，她总是不停地辩论。”
我们家庭特别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虐待。我们学校鼓励学生与外国学生建立笔友关系。我的笔友是一个法国女孩，名叫克莱特。天啊，我没有与她保持联系。我的姐姐的笔友是一个奥地利犹大人，名叫爱蒂斯。1938年3月发生了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事件。她的父亲是一个银行家，给我的父亲写信，问我们是否能够照管他的女儿。他已经清楚地预见到事态的发展。我们得经营商店，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独自承担这份责任。但是我父亲得到格兰瑟姆扶轮社的支持，爱蒂斯来到我们镇，到各家轮流居住，直到她到南美洲去与她的亲戚住在一起。她17岁，个子很高，很漂亮，穿着很讲究，一看就是来自小康家庭，英语也讲得很好。她告诉我们在反犹太人政权下犹太人的生活状况。她讲述的一件事牢记在我的心中：犹太人被送去擦洗大街。
我们希望结束希特勒的邪恶，如果必要，诉诸战争也在所不惜。从这一点来看，慕尼黑协定没有什么值得骄做的。我们知道，由于慕尼黑协定，英国默认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逆不道。50年后，我作为首相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并在布拉格联邦议会讲话。我说：“1938年当灾难性的绥靖政策使希特勒消灭了你们的独立时，我们没有支持你们。虽然丘吉尔很快就废弃了慕尼黑协定，但我们仍然保持着羞耻的记忆。”当英国参与放弃其他国家的领土时，那是最糟糕的外交政策。
但同时，我们记得当时英国和法国毫无准备打一场大战的可悲处境。在慕尼黑危机期间，战争一度似乎是那样临近，当宣布危机得到解决时，我们感到松了一口气，不打仗了。不幸的是，有些人被德国的宣传欺骗了，相信希特勒在保卫受捷克人压迫的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如果那时开战，我们不能得到全体自治领的支持。1939年3月德国人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这时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到，绥靖政策是一场灾难，为挫败希特勒的野心，必须打仗。甚至那时，工党在下一个月的投票中仍然反对征兵。在格兰瑟姆也存在着强烈的反战情绪：卫理公会的许多人反对1939年5月的政府征兵。而且，一直到战争爆发甚至爆发以后，和平主义者还在镇上宣传他们的主张。
战争还是很快降临到我们的头上。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星期天上午11点，按照英国的最后通碟，德国人应该撤兵，我们守在收音机旁，翘首以待，但希特勒拒绝撤兵。这是我记忆中我青年时期唯一没有去教堂的一个星期天。内维尔·张伯伦从唐宁街10号的内阁办公室现场播出命运攸关的讲话。他告诉我们战争开始了。
到这时，人们自然会扪心自问，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般田地。我父亲每周从图书馆借出两本书，一本“严肃”的书，他自己（和我）看；一本小说，我母亲看。结果我发现我读的书是我这个年龄的女孩一般不读的书。很快我就知道我喜欢读什么书，即关于政治或国际事务的书。例如，我读了约翰·斯特雷奇的《即将来临的夺权斗争》。这本书最早于1932年出版，预言资本主义不久将被社会主义代替。我们这一代中有许多人感到这本书激动人心，内容新颖。
但是，我的本性和教养注定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不管我读多少左翼书籍，不管听多少左翼评论，我的政治信仰都没有犹豫。我这么说可能不时髦。但我对自己一直有清楚的认识，尽管我在政界有些了不起的朋友，他们对自己的立场和所持立场的理由内心常常受到冲击，尽管是许多年后我才懂得我相信的政治哲学的背景。就此而言，现在看来我是不同寻常的。在30年代和40年代，左翼主导着政治议程，尽管丘吉尔在战争期间领导政府时这一点被掩盖起来。这个时期出版的许多书表明了这一点。左翼把右翼说成绥靖派，而且宣传得相当成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维克托·戈兰茨的左翼读书俱乐部，即所谓的“黄颜色的书”。有一本书影响特别巨大：《罪人》，是与迈克尔·富特合写的，作者化名“凯图”，此书于1940年敦刻尔克撤退后不久出版。
1938年秋天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的畅销书《武器还是奶油？》出版。洛克哈特遍游欧洲，去了奥地利（在纳粹控制下），后来去了德国，正是希特勒全胜的时期。有报道说，德国一家全国性的报纸编辑告诉他说，“德国需要和平，但是她需要的是符合她的条件的和平。”这本书结尾时是这样描述的，“2000人的整齐的脚步声”唤醒了作者洛克哈特，他从窗户向外望去，在雾气弥漫的黎明中，“纳粹德国已经行动”。
同一个主题更具新意的书是道格拉斯·里德的《狂妄场》。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里德亲眼目睹随着纳粹影响的扩大犹太人受到的迫害。他描写了纳粹领导人的性格和心理，有时怪僻，有时失态，有时诡计多端。他分析并淋漓尽致地谴责了英国和法国采取的为希特勒铺平道路的绥靖政策。这本书写于奥地利被吞并的前夕，具有很强的预见力。
德国共产党人理查德·克洛波斯以简·沃尔廷为笔名写了《走出黑夜》。未来的国会议员丹尼斯·肯道尔把这本书借给我的父亲，读起来晦涩难懂，父亲不让我读，把书藏在书柜里。但他没有成功，当他出去开会时，我从书柜里取出来阅读。的确，这本书不适合一个16岁的女孩阅读。里边充满了关于实行极权主义毛骨悚然的描述，有许多性虐待暴力场面，作者的权威性使人读起来更加不寒而栗。受害者遭受纳粹的虐待是骇人听闻的，这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主题。
美国人赫伯特·阿加所写的《辉煌的时代》，对我有着特别大的影响，该书于1944年出版。这本书奇妙而有力地分析了西方道德的堕落如何使希特勒得以发迹并导致了此后的战争。它要求回到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还有不少关于左翼社会行动的描述，对于后者我并不太喜欢。对我来说，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述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反希特勒斗争具有捍卫文明和人类命运的意义，这一点超越了国家利益、势力范围、原料的获取或者其他强权政治的冲突，尽管这些冲突也有重要意义。
阿加还写道， 作为战后必须进行的道德复兴的一个部分， 必须解决他所说的“黑人问题”。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一问题。尽管我访问伦敦时看见过黑人，但在格兰瑟姆没有黑人居住。我们的朋友曾经邀请两个驻在格兰瑟姆的美国兵来喝茶，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他们吃惊地发现，那两个兵之间关系紧张，甚至互相敌视。事后当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这件事时我们也同样感到吃惊。这类偏见我们简直是从未经历过，也难以想象。
正如身处战争年代的其他女孩一样，我阅读了巴巴拉·卡特兰德的《罗纳德·卡特兰德》。这本书描述了她弟弟的生平，一个年轻的充满理想主义的保守党议员，他一直反对绥靖主义，于1940年在敦刻尔克战役中阵亡。这本书就许多方面来说是她写的最富浪漫色彩的一本书。这是留给那些坚信进行这次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人们的一份有力的遗嘱。主人公在短暂的一生中，思想认识始终如一，这是我永远钦佩的。但是，关于人们在这场战争中蒙受的恐惧和苦难的道德意义。或者就我们在格兰瑟姆的家来说，伴随着战争我们在物质方面遇到的单调与匾乏，理查德·希拉里的《最后的敌人》也许是最好地传递了这一信息，人们读了久久不能忘怀。作者是一位年轻的飞行员，他描述了这场战争如何夺去了他的许多朋友的生命，而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也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同时把这场斗争描述成人们内心的一场斗争。这是一场争取正常的稍好一点的生活的斗争。
从大战中过来的一代人与理查德·希拉里不同，他们有一种拨乱反正的愿望，包括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国家以及全世界。后来我在与较老一些的政治同事的交往中，我发现参加过大战的人都发生了变化。人们经常不太理解的是，战争对像我这样的人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