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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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斯蒂芬斯共事，她后来成为卡罗琳·赖德。
　　理查德·赖德在经费少的情况下，将这个不大的办公室管理得很有效率。它如一只快乐之舟，几位令人愉快的人同舟共济，去成就更美好的事业。马修·帕里斯负责信函回复工作，他表现出后来为《泰晤士报》工作时的速写的天赋；那是在1979年竞选开始前夕，当时一名妇女在、封充满哀怨的来信中反对我们出售公房的政策，同时诉说自己的抱怨。马修告诉她，能够享用我们及其它纳税人为之付帐的家宅已是幸运的了。　像维多利亚女王，　我可没觉得这个答复有趣——尤其是当《每日镜报》在竞选伊始就发表了这封信。但马修还是渡过了难关。
　　理查德来后一个月，戈登·里斯奉调来我这里工作一年。他由电气和公用事业公司来加入了我的专职工作人员的行列，帮助处理新闻等其他许多事务。戈登真是天赐良才，凭着他那从不失效的出色幽默，这位热情奔放的前电视制片人总能让我乐呵呵地同意了我可能会对别人拒绝的事。他的观点是，如要宣传我们的主张，千万不能只看重《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这类大报，而是要同样重视中等畅销的报纸，如《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以及一那才是真正的革命——重视《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此外，他还认为即使是在社论类文章中支持工党的报纸，如果我们真的有意提供给它们有意思的文章，它们也会愿意公正对待我们。他这两个观点都是对的。后来《太阳报》和《世界新闻》在向传统的非保守党选民传达保守党价值观点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左翼的《星期日镜报》也给我以平等和全面的报道，无论其评论性文章怎样批评我们。戈登定期与报纸编辑们谈话。他还劝我说，他们真正想见到并听取其看法的人是我。于是，后来无论我的日程上安排了什么，只要戈登说我们必须与某位编辑共进午餐，那么这件事便是最优先考虑的事。
　　戈登所做的另一件事也是极为重要的。每位政治家都得想法子如何为适应媒体而改变自己的举止和形象，如果拒绝让步，听起来可能会颇为勇敢和尊贵，但作为公众人物著持这种态度，极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不想认真地去赢得权力，或更可笑地被认为是缺乏故作谦卑的那种美感。戈登运用他搞电视时的经验，建议我换一种发型和服装以改善给人的印象。“要避免在面颊近旁用大多珠宝。脸上的梭角在镜头中效果好。要注意不要使背景颜色与你的着装产生不和谐之感”。这着实是门学问。
　　还有我的声音问题。在下院讲话时你的声音得盖过喧闹声才能让人听得见。这对尖嗓门的人就越发困难，因为在提高音量时，你会不由自主地走调。这成了大多数妇女的一个突出的难题。你不得不学会在不出尖声的前提下设计声音。即使是在户外对听众讲话时，我的声音也是自动的高调门，这很容易变得刺耳。以前就有人告诉过我这一点，我也曾刻意降低音调。不幸的结果是，也许听众感觉我的声音有了改善，但我却患上了咽炎——而对经常要向公众讲话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戈登为我找了一位专家，他说首要的是正确的呼吸，然后讲话时不用后嗓而是用口腔的前部。她是位天才，使我获益匪浅，而她对我的问题的那份同情和了解，只有她的那只多病的小猫才能同样得到。不幸的是，那只猫碰巧在我开始上课前得了病，于是不得不把课取消，所幸的是，我也喜欢猫，所以我们完成了全部课程。
　　有一次戈登带我会见劳伦斯·奥立维尔爵士，看看他有什么好办法。他很客气，说我注视听众时的眼神挺好，这是重要的。还说我的声音恰到好处，这——不必感谢那只猫——在现在可能是对的。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念别人的台词、进入别人设计的角色与发表一篇反映自己观点的讲话和设计自己的个性之间的区别。的确，在我们这次谈话之后，我对政治讲演者与演员之间技术上的异同产生了兴趣。例如，后来有人告诉我，大多数舞台演员宁愿看不到淹没在黑暗中的观众，而愿意听见台下的反映，但我无论在哪一种公共讲坛，总是坚持一定要既能看到又能听到人们对我讲话的反映，这样我就可以加快或放慢语速，或在讲话进行得不顺利时，加进我后来命名的“掌声之句”（即曾经得到众多掌声的语句）。所以即使是在调暗了灯光的大厅里，戈登也总是尽量保证我能在讲话时看到前几排听众。
　　搞好这一切花去我几个月的时间。但总体说来，这里的一切从未让我不快过。然而，对反对党领袖的真正政治考验还在后头。
　　第三节　往昔的桎梏
　　在我的反对党领袖生涯中第一次真正的公开亮相是从2月21日星期五访问苏格兰开始的。伴随着由一位幽默的风笛手吹奏的一曲“人就是这样”，我在爱丁堡机场一走下飞机，就受到苏格兰式的热情欢迎。所到之处成群的人拥过来看我。我原定漫步爱丁堡市中心的计划不得不整个取消。在王子街附近的圣詹姆斯商店区中心原预计会有数百人，结果3000人拥了进来，可那里只有6名警察在徒劳地试图挡住他们。几位妇女晕倒了，有的人眼含泪水。因为人群挤靠着商店厨窗，此时真有发生悲剧的危险。眼看继续走路不可能了，我只好躲进一家珠宝店，在那里我看到了一枚蛋白石（我的诞辰石），后来我将它嵌在了一只戒指上。这件事向警察及我本人表明，从现在起，在组织我的访问活动时，后勤工作中不能有丝毫外行做法。
　　我在苏格兰保守党基层组织总能受到友好的接待。那种腹背受敌的处境仿佛磨砺了这里人们的斗志。但从更普遍的角度说，我的蜜月持续时间并不长，紧接着那种常见的政治生活便汹涌而来。民意测验在2月时还显示出保守党领先工党4个百分点，仅在一个月之后就成了工党以2％领先——也许在统计上意义不大，但却惊醒了那种过早的自鸣得意。形势很快就清楚他说明，党内一些实权人物开始给我们制造麻烦了。4月初，哈罗德·麦克米伦和特德·希思在青年保守党年会上发表讲话，主张警惕保守党右转。欧洲问题全民公决运动把焦点放在欧洲问题上，进而又刺激了联合政府的倡导者们的胃口。这一切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我在议会的首次重要亮相，是参加5月22日星期四的经济问题辩论，会上我与哈罗德·威尔逊进行了交锋。那次我被严厉而公正地批评为没能令人信服地提出保守党的替代性政策。当时的困难是）我们还不能提出有说服力的替代政策。当时我们要为希思政府站不住脚的政绩记录进行辩护。由于这种束缚，我们还不能突破现状，提出一套适用的自由市场政策作为替代。
　　由于这些原因，我的这次辩论发言及数次其它场合的发言都没有讲好。要率领反对党参加已有定式的辩论，仅靠几句提纲（这是我擅长和喜欢的）是作不了内容广泛的讲演的。作为议会前排议员的讲话必须有一份准备充分的讲稿，可以提供给新闻界。但是这类讲稿同时必须大大有别于那种适用于对一大群热心听众发表的只在鼓掌时才被打断的书面讲稿，而且，当然你只有在议会树立起相当大的权威时，才能在没有人喝倒彩和打扰的条件下读完讲稿——这种殊荣常常只给予首相，但也并不是一贯如此。
　　然而，我们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上的矛盾尚未解决。因为有了基思·约瑟夫和安格斯·莫德全盘负责，使我能够相信制定政策的进程会沿着我认可的路线发展，但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从来不是理论或技术上的，而是个人和政治上的因素。无论我们花多少时间争论有关公共开支、收入政策及工业补贴政策的是非，我们影阁中有些人（很可能是少数）坚信自由市场政策定会成功，而其他人却与我们一样坚定地相信它不会成功——或起码只能在付出了令人承受不起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后才会奏效。另外，我们不是在真空条件下讨论这些问题的。那几年里，工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方针，每一个方针都迫使我们确定自己的立场，把我们的立场与反对其政策的立场一致起来，并使我党的替代主张更有棱角。
　　1975年3月，我们讨论了基思和安格斯提交的一篇关于制定政策的文章。他们建议让后座议员备委员会和外面支持我们的专家参与这项工作，大家同意了。政策小组的数量继续增多，而其效用程度不同。它们一般由有关的前座发言人主持。杰弗里·豪的经济重建小组是推敲经济政策的主要论坛。影阁中也不时搞一些由我亲自主持的全天政策讨论会。主要的影阁发言人及其各自的政策小组提出政策论文，以此为基础，全体影阁批准而不是设计我们的政策。
　　政策研究中心和一批外面的顾问，尤其是经济问题顾问，向基思和我提供了主张和建议（基思还与影阁中从事政策工作的同事搞了多次午餐会）。在此基础上，我有时也会在某次讲演或接受采访时提出某项新的政策——这并不总能得到我的同事们的赞赏。
　　现有的决策体制总让人感到捉襟见时。但在当时，无论我们的机构有多么完善，都不能解决我们需要做出决策的根本问题。事实说明，从最主要的意义上说，这一制定政策的体制还是“奏效了”：到1979年5月我们上台执政时；诸多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影阁大臣们对自己工作重点的清楚程度毫不亚午战后任何一届英国政府上台伊始时的情形。
　　最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对付通货膨胀。1975年8月通货膨胀开始下降前曾骤升到26。9％，1978年1月降到10％以下。民意测验显示，通货膨胀问题一再成为公众希望采取行动的最紧要问题，但同时又经常认为控制收入的政策是战胜通货膨胀的唯一手段。可是，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