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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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国家组织他们越少，产生的效果会越好。当然，这条规律也有它的例外。比如，假如科研项目投资过大，一个国家单独承担不起，就需要合作——因此，我支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工作。
　　所以，我对我作为教育大臣不得不实行的科学政策有所怀疑。但我们的政策始终没有取得多大结果。科学不会像政治家们喜欢想象的那样迎合政治方向。实际上，科学发展的历史在许多方面并不像经济发展的历史，而更像是富于想象力的艺术发展的历史。伟大的科学发展并非来自“实际的”研究与发展计划，它来自有创造性科学头脑的人一像那天晚上同特德和我一起坐在餐桌周围的那些人——那些将科学推向知识前沿，揭示宇宙奥秘的人。政治家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希望技术能立竿见影，迅速产生效果。而科学家有比较长远的眼光，他们是正确的。格拉德斯通有一次见到迈克尔·法拉第时间他，他对电的研究真会有什么用处吗？法拉第很有预见地回答说：“是的，先生。将来有一天你会收电费呢。”
　　第二个使我失望的问题是教师培训问题。我前面已经提到，竞选宣言已作出承诺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这是我到部里上班第一天交给比尔，派尔的单子上写得清清楚楚的行动纲领之一。对这个问题我早已有明确看法。我觉得，教师数目大量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教师质量。虽然不断出现不易找到愿教数学和科学的实习教师的现象，实际上“缺乏教师”的怨言并无多大根据。真正缺乏的是优秀教师。改变教师的工资结构，奖励和鼓励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和高级教师会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全国教师联合会对扩大工资差别非常谨慎。但教师培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想认真调查一下，受培训教师是否以正确的方式和恰当的水平在学习恰当的课目。于是我任命鲁肖尔米的詹姆斯勋爵为教师培训调查委员会主席。他曾任全国最优秀学校之一的曼彻斯特文法学校校长。我坚持要求和他一起进行调查的人以此为专职工作，一年内提出报告。结果，报告及时在1972年1月发表，内容细致详尽，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建议。报告着重论述了我感兴趣的在职培训方式，这样的培训能使教师实际了解如何在坐满孩子的课堂里上课。其次，报告建议高等教育增设新的两年制一这一条也是我所竭力主张的——在这种两年制学校里，将来当教师的学生与其他打算进人工业界或专门职业界的学生一起学习。但报告局限于培训结构，没有讨论培训课程内容，使报告的价值受到一定限制。结果，我打算在有计划的调查中讨论教师培训课程的企图落空。政治家介入这类事情当时仍被视为禁忌，15年后，情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善。我作为首相仍对如何提高教学质量问题感到困惑。
　　可是，尽管我对许多教师工会会员的观点很有意见（有些人的工会会员成份多于教师成份），我在教育和科学部工作这些年所得到的最后印象是，大多数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是真诚无私、兢兢业业的。有时候，一些在最困难的学校里教书的教师到部里来找我，告诉我他们处理“成问题的”孩子的经验（学生的“问题”常常可以追查到家长身上）。有几次，我到他们的学校去跟他们交谈，看他们如何解决课堂上出现的问题。
　　教师永远代替不了家庭，然而一个好的教师不能忽视孩子放学回家以后的情况，比如，会不会受到虐待。有一次，一位教师提出的问题使我陷入两难境地：
　　星期五下午4点，其他孩子都已回家，有个孩子呆在你身边不走，求你别让他回家。你感觉到肯定出了什么严重问题，但无法证实。也许是孩子受到打骂，也许是家里无人照管，也可能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他极不愉快。你是否应该陪孩子回家，告诉他父母孩子有些情绪低落？当然，你对他们说孩子没有抱怨，也没有干什么蠢事，你只是温和地问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会不会你一走孩子就挨揍。你是否该向当局汇报？那样做也许会产生更坏的后果。或者你不采取任何行动，希望这只是暂时发生的问题，会自行解决？撒切尔夫人，你会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合适答案。我们经常碰到这类棘手问题，但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所有情况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训练有素、能识别虐待儿童迹象的教师、社会工作者和警察，同时要记住一个谁都明白的观念：大多数父母是爱自己孩子的。在这3种人中，教师的作用最重要，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和孩子们在一起，最了解孩子的情况。如果要他们完成这项细致而又重要的任务，那么，只要充分恢复他们的权威——不仅是对孩子的权威，而且是在家长心目中的权威——他们是能够完成的。做到了这一点，那些不好的家长也可能会有所收敛。
　　第四节　供应牛奶事件
　　在教育部工作几年，至少在一个方面为后来担任首相作了极好的准备。我不断遭受猛烈攻击，而那些攻击与我的过失几乎沾不上边。
　　但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我前面讲述了关于文法学校与综合学校的争论。然而这些争论给我带来的麻烦不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人——不仅是保守党人一同意我的做法，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在其它方面给不少人带来了好消息。例如，有人以温和的方式赞扬我挽救了开放大学。在反对派方面，伊恩·麦克劳德和爱德华·博伊尔都曾公开表示反对举办开放大学，他们认为有许多教育机构比它更需优先得到政府帮助。竞选宣言并没有提出取消该大学，很多人却希望让它死亡。但我对被称作“空中电波大学”的概念真心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能使更多人廉价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因为我认为特别是实习教师能从中受益，因为我非常关心用技术手段给学生创造接受最良好教育的机会，尤其因为它给许多人提供了一生中第二次受教育的机会。不管怎样，这年秋季开放大学即将招收第一批学员，停办会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同时使许多人的学习希望破灭。在此情况下，我同意暂时减少招生人数并开辟其它节约经费途径，以此为条件，我的内阁同僚们允许开放大学继续办下去。
　　1970年秋，对政府开支问题讨论得很多。财政部开了一张紧缩教育经费的单子——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学校膳食和牛奶实行收费。根据我自己在格兰瑟姆念书的经验，我知道使用图书是多么重要。因此，我说服内阁取消图书馆收费的建议，同时勉强同意博物馆和画廊收取门票（保留每周一天免费开放）。但要求削减更多开支的压力继续存在，我不得不列出首先削减开支的项目单子。
　　我不得不承认，学校提供的膳食和牛奶是可以首先考虑的节约开支项目。有条件的家庭似乎没有理由不为负担学校膳费多作一些贡献。我想，只要我能表明节省下来的一部分钱将用于建设初等学校的计划（这是我们已经确定的优先项目），我就可以为削减学校膳费进行辩护。在教育部的预算范围内，理应先安排教育方面的开支，后安排“福利”方面的开支，“福利”方面的开支原则上应由基思·约瑟夫的社会服务部负担。
　　至于学校供应牛奶，对于从健康需要考虑供应牛奶有好处，早已存在不同看法。我在亨廷托尔路上小学的时候，我父母为我在学校里喝牛奶每周付两个半便士，对此毫无怨言。到1970年，已经没有哪个家庭困难到如此程度，以致学校供应的牛奶成为维持孩子营养必不可少的食品。托尼·巴伯（伊恩·麦克劳德去世后，他于1970年7月接任财政部大臣）要我全部取消学校免费供应牛奶。但出于政治和福利方面的考虑，我比较谨慎。我设法将界线划在：提高学校膳食的价格，同时对年满7岁的小学生取消免费供奶。为防止招致不满，这些温和的改革还附加了一条规定：因医疗原因需要喝牛奶的儿童可继续得到供应，直至进入中学为止。总之，我有效地保护了教育预算。
　　新闻界的反应也不错。《每日邮报》称我已成为“新的女中豪杰”。《每日电讯报》报道了我改造460所破旧小学的计划。《卫报》指出，“这次对教育预算的袭击极为轻微，学校膳食和牛奶是主要打击对象。撒切尔夫人赢得了一场保全建设小学高额计划的战斗，并使它变为改建破旧小学。”
　　这种情况如能维持下去。那是令人愉快的。
　　麻烦在于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长。6个月后，我们提出一项法案，解除地方教育当局向学生免费供应牛奶的法律义务，并允许它们自行决定是否收取少量牛奶费。这为工党提供了在议会制造事端的机会。
　　但是甚至在此以前，报界已在有关学校膳费的报道中登载一些他们发掘的材料。有一篇报道称，有些地方教育当局将向携带三明治到学校当午餐的学生收费。《太阳报》的标题是“孩子携带三明治‘受罚’风暴”。工党也在议会参加大合唱。我发出通知禁止此类做法。但那篇报道重新引起了公众对学校提高膳费的关注。一夜之间，在学校就餐的学生人数成了政治上敏感的指标。我在60年代担任政务次官时经常听到一种议论，说按调查家庭经济状况结果领取补助是一种“耻辱”，这种议论现在又开始出现。有人说，家境贫困有资格享用免费午餐的孩子看到富裕的同学自己花钱付餐费会感到蒙受羞辱。我通过电视讲话——这样做大概不明智——建议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不妨把餐费放在信封内让孩子交给学校，老师把找头放在信封内带回家。有资格免费就餐的贫困孩子可把一些硬币零钱放在信封内交给学校。然后由老师如数退还给他们。这一建议当然只是使问题更加棘手。
　　不管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