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之大宋王朝-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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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资财是在通婚书上除写明男女双方的姓名、生辰外，还要写明家中财产状况，嫁娶论彩的表现十分明显。在亲迎之前，南方要送花粉一类的东西“催婚”，女家要用帐幔，被褥之类的装点新房，称为“铺房”。
迎亲时，新郎领着花车或花轿来到女家，花轿迎亲由此开始。新娘上轿后还有讨吉利钱要喜酒吃的习俗。来到男方的家门口，新娘下来，有“撒谷豆”求吉利的做法。新娘入堂后又有“拜堂”活动。新婚夫妇手牵“同心结”，宋代称为“牵巾”。新人牵巾先拜天地、祖先，然后进入洞房，夫妻交拜。交拜后新人坐于床上，行“撒帐”、“合髻”之仪。合髻就是新婚夫妇各剪一缕头发，结成同心结的样子，作为婚礼的信物。
此后还有除花、却扇的仪式，直到灭烛为止。在灭烛的这一段时间里，前来的宾客无论老幼都可以恶作剧，刁难新人，这就是我们现在“闹洞房”的前身。
第二天早上，新婚夫妇拜过公婆，婚礼才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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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和理学 ＇本章字数：6159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4 00：34：09。0＇
宋学精神
清代黄宗羲、全祖望著的《宋元学案》卷一，首列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凡教授二十余年。庆历中，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二载：“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瑗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学以授诸生……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也。”这种经世济用的思想，在宋代是开一代风气的。它不仅受到朝廷的重视，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思想方法。
由胡瑗等人开山的宋学，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内圣外王之道”为最高理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便成为思想文化的经典，也成为培育人才的基本教材，儒生们必须皓首穷经。然而文字由大篆到小篆，又从秦篆到汉隶，尤其是经秦火，古代经文亡逸颇多，幸存下来的或经口述或从一些民间版本收集而来，所以相当不可靠，经师们不得不首先从辑补、校正、训释方面入手整理经文，这便形成了汉学训诂的独特研究方法，也形成了一整套儒学家法。汉学在经文的考辨方面是发挥过较大作用的，但其末流所及，墨守师说，故步自封，特别是章句梳理爬通极其繁杂琐碎，有的一二字经文便有三五万言之注疏，以致有白首不能通一经之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提到司马谈的评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话可谓切中要害。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代的孔颖达还写过非常烦琐的《五经正义》。但是唐之后便难接遗绪。宋学应运而生。
宋学发义理之学革新汉学，它不像汉儒治经从章句训诂等细微处入手，而是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之所在，亦即从本质上、整体上着眼，探索经典的本来意义，达到通经的目的。而且，宋学不是就经治经、就经论经，不以儒经为教条，它一开始便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结合在一起，其经世致用的理想不再托诸空言，而是强调对社会生活的改善。学术史上也有人把北宋的宋学与南宋的理学混为一谈，以理学代替宋学，比如把胡瑗等人的学术思想仅仅作为理学的一个来源。实际上胡瑗的思想尽管与理学有关，但差异还是很大的。而北宋的其他几家像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蜀学派等，尽管政治主张不一，但其求真务实的一面却具共同特征。它们之间的差异同它们与理学的差异倒小得多。宋学确实是理学的渊源，但理学之于宋学在性质上有较大的蜕变。其最大差别是社会实践性又一次丧失，但未转回到文章训诂上去，而是变为“道德性命”学说，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理学家的作为基本上限于著书立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有些学者把理学归之于宋学的一个支流也嫌不恰当，非常容易犯逻辑叙述错误。所以我以为，宋学归宋学，理学是理学。理学之大行其道在元明清时期。当然那是变态的理学。
汉学向宋学转换，不是简单的学术更替，而与两宋社会历史的演变息息相关。由秦汉到唐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贵族封建制。这种制度由宗法关系来维系。尽管中央集权有限，但皇帝把土地采邑分封给各级贵族，由他们管理一方，整个国家在分权中得以控制。宋代代之以官僚士族为主体的租佃制，中央高度集权，地域分封权不再存在。这个时候，国家治理得好坏，全在中央的调度。社会的整个面目全部暴露在最高统治者面前，中央直接面对社会各方面的具体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一种治国方略、一种思想准则。这种思想形态不能像汉唐那样仅仅可以用来进行政治教化，或者仅仅被视为文化贡品，而必须在具体事务中能起到实际用处。宋学就是在这一社会需要中应运而生的。不太恰当地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宋学就是一门“经验科学”。非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经验主义”倾向很重，即便理学的鼻祖“二程”，也是从社会伦理关系现象的观察中来发展学术的。这一点南宋的理学有所淡化，但较之于宋后的理学，朱熹们还是显得相当务实的。所以宋学精神是相当可贵的
理学为谁用
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弹劾台州知州唐与正。与此案有关的还有官妓严蕊。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曾对严蕊的才华和品格大加赞扬，寄以同情。明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篇《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对此事又进行了文学渲染，使朱熹遭人非议。
此案经过大体如此：淳熙八年（1181年）八月，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七月中旬，他在巡视中发现许多台州饥民外流，经查是知州唐与正荒年违法限期催税所致。他便于七月十九日至九月上旬，先后六次给孝宗上奏状弹劾唐与正。但当时的左相王淮与唐与正是婺州（今浙江金华）同乡，而且还是姻亲，便将朱熹的前三次奏状“匿不以闻”。朱熹等待二旬未见答复，便弹劾愈力。王淮见纸包不住火，便歪曲事实，说朱、唐之争是朱程与苏唐学术之争，即我们在《大人物的小脾气》中将要谈到的二程与苏轼的洛蜀党争的继续。孝宗因此并未理会。后来上到第六状，孝宗看有据有理，便罢去唐与正江西提刑的新任。唐与正在朱熹巡视台州时刚被升任此官，还未离台州去上任。孝宗将此任改授朱熹，朱熹压力很大，加以谢绝，并于九月二十日自请弃官归家。他于十一月上奏说，我奏劾的赃吏，同党星罗棋布，并担当要职。自从这个案子发觉以来，大到宰相斡旋于其上，下面又有各种人为之奔走，蔽皇上之日月之明真是不好呀。我只得无奈就闲，可能会少惹点是非。王淮一伙仍不放过他，又每每在皇上面前攻击朱熹借道学欺名盗世，并建议“摈弃勿用”。孝宗果然不再重用朱熹。
唐与正之罪经朱熹查实的有：在连年荒旱之时，擅自将夏税收缴限期提前两月，收税时高价折钱，乱设名目和税卡；由公使库支钱中饱私囊，用官钱私设印染、酿酒、印刷铺，牟取私利；蓄养伪造纸币官会（即官府发行的“会子”）的囚犯，为其制造假钞；嫖宿娼妓，与严蕊相通纳贿，还准备将其送回婺州别宅。严蕊并非志节坚贞的才女，资以称颂为才的诗词也非其所作。唐与正事发，不过被免了江西提刑的任命，并没有被进一步追究，伪造官会的罪犯也被释放。
朱熹此番所受打击不小，他“退而奉祠，杜门不出”。而朱熹最大的悲哀恐怕是其哲学在其中的失败。朱熹之哲学，千言万语讲世界之根本“理”，最终落实为治国平天下之道。他说，古今之英雄豪杰，都是因为顺了这个“理”即“居敬穷理”才建立成就。要知这个“理”，必须“格物致知”。这里“格”是至的意思，“物”是事的意思。要格物致知，“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一二）。唐与正之操行，于道德方面来说，与“存天理，灭人欲”是完全反向而行的，所以朱熹对之深恶痛绝。他以“正心术以立纪纲”为己任，曾向孝宗皇帝说：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发生，必须谨慎审察，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如果合于理就加以发扬，如果是人欲就加以克制。“存天理，灭人欲”于后世有相当不好的名声，但是朱熹的原意是叫人节欲奉公，并非全用来束缚老百姓，而对官僚乃至皇帝都有同样的要求。这也正是朱熹之主张在当世为权臣所反对的原因。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外戚韩侂胄专政，大兴“伪学之禁”，还有人上书乞斩朱熹，可见朱熹思想的价值取向。
《宋史》评价说，朱熹做学问博求经传，后来遍交当时的有识之士。李侗从学于罗从彦，罗从彦从学于杨时，杨时又从学于二程，朱熹不远数百里，徒步去向李侗求教。他说自己是续二程之真传。有人说，自周朝以来，以传道为大任者不过几人。而确实能将这个道发扬光大的，只有一二人。孔子以后是曾子、子思，到孟子那里才得以振兴。孟子以后有周敦颐、二程、张载继其绝学，而朱熹才集大成。在学问家眼中，朱熹之思想非同小可。非同小可又怎么样？它连个人赃俱在的小官唐与正，甚至伪造官会的骗子都治不了。这里面有个问题，即政治思想之为谁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