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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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我当时说了一句：你不派人押送我吗？不怕我跑了？他说，啥，你跑？你跑到哪里去？我又说，中国这么大，我哪里不能跑？他哼了一声：哼，除非跑到美国去，别的地方，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我也把你抓回来。咳，我就是那么说一下，我根本就没想跑。我是公安出身，还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吗？小林，这你可是不了解：五十年代的人，阶级斗争的觉悟高，警惕性高，犯人跑到不管什么地方，都有人查问你是干什么的，发现你形迹可疑就报告。再说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是阶级敌人，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判了个劳动教养，我还想通过劳动教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第二天早上，农场的汽车把我送到了兰州火车站，就像今天送我们出差一样，就是时间比今天早一些，因为去酒泉的火车十点多钟发车。苏振起派了个人送我到火车站，给我买了火车票，送我上了火车，他就跟车回去了。我自己坐火车西行。第二天上午到酒泉火车站，下了火车再坐公共汽车到县城。我扛着行李去了酒泉劳改分局，放下行李，叫他们有车时带过去，我步行去了夹边沟农场。

在夹边沟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大约七八个月，到了秋季又调到新添墩。新添墩是夹边沟农场的一个作业站，实际上就是一个分场。

我就是在那儿见到魏长海的，就是这个列车长。

我的印象是夹边沟农场有三千多右派。夹边沟场部有两千多人，新添墩一千左右。新添墩共有七个队。一个是副业队，管养猪、放羊、种菜、喂牲口赶马车。这个队的人数是一百出点儿头。另外六个队是农业队和基建队，这六个队的人数都是一百多人。我在基建队。基建队的活最苦了！在农业队劳动还可以重活轻活有个调换，粮食成熟时偷把麦子或是谷穗吃，基建队始终干的是重活累活，糜子呀谷子呀一把也搞不到。你看我都干过些什么活：盖房子，开荒，挖渠，筛沙子，在山里挖矿石背矿石。我还背过草筏子。夹边沟农场在酒泉县东北方向的戈壁滩上，离县城约三十多公里。它的西边是一道沙梁，其余三面都是沙漠和戈壁滩。沿着沙梁北麓往西走七八公里就是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几十间土房，建在一片贫瘠的草滩上。草滩上长一些骆驼草，芨芨草。

我和魏长海不是一个队，刚去时根本不认识，后来一个偶然的原因认识了他。

那是1959年的冬季，我们从酒泉县东边的沼泽地往新添墩背草筏子。我刚才说了，新添墩土地非常贫瘠，是沙土地，盐碱地。我们去的头一年和第二年就种了小麦，但连续两年没有多少收成。为了改造土地，1959年夏天，副业队的积肥组就被派到北大河边的沼泽地去挖草筏子，积肥。北大河就是发源于祁连山脉的托来河。它流经酒泉北缘，所以人称北大河。它从夹边沟和新添墩南边四五公里处流过，孕育出大片的水草地。十几个人挖了半年，挖下的草筏子都堆在沼泽地上。到了冬季由新添墩的劳教犯背回来堆在田野上，来年当肥料。背草筏子一个来回七八公里，领导规定一天背六趟。超额完成任务者受表扬，完不成定额者扣晚饭。一开始大家都挑晒干了的草筏子背，后来干的背完了，只好背湿的。湿草筏子很沉，路又远，肚子又饿，有些人就坚持不住了。傅作恭就背过草筏子，有一天倒在路上了。傅作恭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原来是干什么的，我不太清楚。据一位和他在一间房子住过的右派讲，傅作恭在兰州读的中学，后来去金陵大学读农林系，毕业后在兰州雁滩搞了个农业实验站。他和他哥哥傅作义不同，没有从政，而是走了一条专家学者的道路，科技救国。他在解放后当了省农林厅的工程师。1958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记得在新添墩最初看见他，他还很精神：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手里捏个黑色烟斗吸烟，人字呢的皮大衣，貂皮领子。他就穿着皮大衣在地里挖土。有人说他，傅作恭，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土？一点也不爱惜！他回答，命都难保了，还顾惜衣裳吗？傅作恭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给我的印象是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脸变成了瘦条条，身体瘦成了骷髅。大衣又脏又破，眼镜框断了一条腿，用线绳拴在耳朵上。

背草筏子可是累活，每日背六趟，来回走五十多公里，早晨五点多钟出发，傍晚五六点钟方能完成任务。这是指身体强健的人，至于那些体弱无力者，则要背到夜里十点钟十二点钟。你要知道，这是冬季，河西走廊严寒的冬季，夜间温度能降到零下二十八九度，呼啸的寒风像河流一样奔流不息，像潮水泼在你的身上，像刀子割你的脸。不要说干活，就是叫你在戈壁滩上走十二小时十四小时或是十六小时，你试一试，看你能坚持几天？

记得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背着草筏子走到半路上，看见傅作恭坐在地上。他的身旁还站着两三个人。他们不是集体休息，如果是集体休息，大家都会坐在地上的。我走过去问了一声，出什么事了。有人对我说，傅作恭走不动了。正好这时候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近来了，朝我们喊了一声：那是谁坐下啦！人们都不回答，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了一句：赵队长你看，傅作恭坐着不动弹了。赵队长走过来大声问，你怎么啦？傅作恭不回答，闭着眼坐着。赵队长吼了一声：说呀，怎么啦，为什么坐着不动？傅作恭说，我走不动了，快死了。我听人说过，这个傅作恭平常对管教干部是不大尊敬的，他要是累了，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就坐下休息。不管你管教干部怎么说，哪怕威胁要把他送到监狱去，他也不动弹。管教干部曾经多次组织人开他的批斗会，他也不当回事。这天的情况就是这样，赵队长大声训斥他：你走不动了？要死了？哼，我看是你这个资本家不想接受改造，还想过你的花天酒地欺压人民的生活。傅作恭说了一句：我不是资本家，我是工程师。赵队长又说，工程师？哼，你是什么工程师？你是资产阶级右派！你给我站起来！但傅作恭仍然坐着不动，说，我走不动了，我也站不起来了。赵队长发火了，大声吼，怎么，你真的不走呀？魏长海，你给我把他拉起来。这时候，那个主动向赵队长报告的年轻人应了一声，抓住傅作恭胳膊把他拉了起来。他一边拉，还一边训斥：起来起来，不要耍死狗喽！

这一天我认下了魏长海，原因是他拉起傅作恭，傅作恭还是不走，赵队长把傅作恭背斗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绳子解下来。一头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另一头拴在他的背斗上，叫他拉着傅作恭走，他还就真拉。芨芨草拧的绳子又硬又扎人，傅作恭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挣扎着跟他走。

以后的几天里，我两次看见魏长海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两个联在一起的骆驼。

傅作恭的事我就不多说了，他是1960年冬季死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猪圈旁边的：有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吃，倒在猪圈旁了。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尸体覆盖了起来，好几天人们没发现他。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经给他哥哥傅作义写过信，要钱。到了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出来了，关于他逃跑的传说便不攻自破了。

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那件事令我从心底里痛恨魏长海。右派们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有些人特别积极，开批判会发言积极，批判起别人来声色俱厉，无限上纲；有的人看见别人做了什么事，马上就向领导汇报。这些人的心理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就是想表现自己，想早点摘去右派帽子，但是，像魏长海这样的人，我从心里不能原谅：他对同类太残忍了！他确实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背草筏子没几天，他被调到食堂当炊事员去了，不再挨饿了。

据我的了解，魏长海是兰州铁路局送来的右派，中专毕业生。他比我还小三岁，那年二十三四岁。

我和魏长海真正熟识起来，是七八个月以后的事情。1960年9月，省上决定在高台县成立一个名叫明水农场的大型农场。这个农场计划在东起新华镇西到骆驼城的荒原上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建成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劳教农场。所需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所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抽调。这些农场包括饮马三场、十工农场、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下河清农场、高台农场、夹边沟农场，等等。夹边沟农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原本就不适宜农业生产，这次就一锅端了：除去饿得走不动路的一些病号和蔬菜队留在夹边沟之外，其他人员全部迁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乡。这次迁移对于夹边沟的右派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破船偏遇顶头风。在夹边沟的长期的繁重劳动已经把他们累垮了，也饿垮了。刚到夹边沟的时候我们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到后半年就降为三十斤，转年又减到二十六斤。迁到明水后减少到每天七两＇1＇。还没有房子住。由于是仓促上马建农场，任何建筑材料都没有，右派们到了明水农场之后，只是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处的两道山水沟里挖了些地窝子和窑洞居住。地窝子顶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椽子，所以只缮了些树枝、灰蓬、芨芨草，不能上房泥。睡在里边可以看见星星。不论是窑洞还是地窝子，都没有炉子，没有煤，而到了十月下旬，河西走廊的严冬就袭来了。

右派们迁徙明水前的两个月，魏长海偷食堂的馒头换烟卷，被领导发现，一气之下又把他调回基建队劳动。事有凑巧，由于在夹边沟农场的时候人员死去了很多，到了明水，队与队组与组进行合并，我和他竟然编在了同一个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