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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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间一片白茫茫。西南方向的雪原闪烁着太阳耀眼的亮光，而东方的雪野呈现出蓝莹莹磷火般的朦胧色彩。天地相接处有几株灰楚楚的树木。
和桑的眼睛被许多零零散散的雪堆所吸引。他们或单独、或三五成群，比积雪高出一截。她走近几个雪堆看了看，判定就是坟茔，因为朝着东头的雪很厚，形成一道雪塄子，而朝西的一面却露出黄色的沙土——这是西北风所致。
所有的坟冢都没有墓碑。
她面朝祁连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就下了沟。蓝天白云，青天白日，但是西北风很硬很强劲，刮得她的眼睛不停地流眼泪。
这天夜里她和几个妇女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这些人都是来看望丈夫的。
有个敦煌县的农村妇女是前天坐火车来明水的，在高台车站下的车。下车时天黑透了，她辨不清方向，又不敢问人——听人说高台很乱——就在车站下边铁路工人们的柴禾垛旁蹲了一夜。天亮后想走，已经站不起来了。她痛苦得呻吟起来，房子里的铁路职工把她扶进房子歇了半天，她才走到明水农场来。顺着铁路走是二十五里。
还有一位妇女是从天水来的，带着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岁的女孩。她是接到丈夫的信赶来的，丈夫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他们长途跋涉一千公里来到明水，却没有见到丈夫。丈夫在十天前就去世了。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没找到丈夫的坟冢。
还有个女人是十天前来到明水的，带着五岁的孩子。她到明水前的两天，丈夫就躺倒在一个只能住两个人的窑洞里，发烧，说胡话。她和孩子在丈夫的窑洞里守了十天，天天把炒面用开水冲成糊糊喂丈夫，但是丈夫始终没清醒过来，昨天死去了。和桑问她：一星期前不是来车把病危的人送到高台农场去了吗？那女人说，有个大夫跟着车来了，检查后说心脏太弱，不能动，——不能上车——就没接走。呜呜呜，知道遭这么大的罪还是死了，还不如那天背上车去，说不定还能活一条命。唉唉唉，人死了，带来的干粮也吃光了，怎么回去呀……
还有个妇女是兰州市邮电局的干部，她说我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到火车站买票，车站还要介绍信。我又不敢去单位开介绍信，怕单位领导说我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偷着上了火车，到永登查票查出来了，人家非说我是盲流，要送车站派出所收容。好说歹说，差点给人跪下，才补了一张车票。
一个妇女说，前两天一个老奶奶领着儿媳妇来看儿子。儿子死了，老奶奶哭死了……
几个人简单交谈后便大声痛哭。哭够了睡觉。房子里没生火，房顶依然能看见星星，门口挂片芨芨草帘子。
和桑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住了三夜，第四天的早晨，有人挨屋通知，说今天有车了，都准备上路，到高台火车站坐火车。中午时分，一个名叫王志穿着旧军装的右派来找和桑，说是队长派他来的，把她送到火车站去。王志帮她提着行李——她从四工带出来的衣裳和一条毛毯——跟着其他人拖拖拉拉步行上路了。
半路上，她看见王志气喘吁吁的样子。便把自己书包里的最后一个花卷给了他。她问王志，你怎么不拿行李？王志回答，领导不叫他走，因为他还走得动路。领导说，所有的右派离开明水以后，他才能回家。后来和桑才知道了，这个王志并非等闲之辈。他是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剧，写过几部在全国都很响亮的话剧和歌剧。
天黑时分火车到站。这一列火车多拉了一节车厢，是专为明水和提前七八天接到碱泉子农场去养病的右派准备的，进站时空着。但是车门打开，那些高台县的其他旅客也都涌了过来。右派们和其他旅客都往上挤，如同洪水淹了黄河源，逃难一般。
有个临洮县的右派被人挤倒了，跌在站台下的枕木上，没再爬起来。一位管教干部把他拉上来，人已经断气了。
右派们上车，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但是列车员告知大家，他们的那份烧饼被管教干部买走了。有人去要，管教干部说一会儿送来，又迟迟没有送来。和桑的花卷在明水时送给那些妇女、孩子吃掉了，此刻只好饿着。一个来看右派儿子的陕西农民给了点炒面叫她充饥。
在列车上，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静静坐着，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话：听说王景超的家属来了。她立即对那人说，我就是！你认识王景超吗？那人回答：我和王景超是一个队的。
你能讲点王景超的事吗？
王景超呀，这人正派，对人不卑不亢。此人叫邹春生，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化科科长，三八式干部，右派加坏分子。他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是因为进城后要和当军医的妻子离婚，未获批准，就与一青年女教师同居并生了孩子。重婚罪。
旁边还坐着一位临洮县一中的教师，问和桑：你去了王景超的坟吗？
她回答：管教干部说远，没去成。
临洮人说：很近，也就两百米。
附记
和桑是在兰州市五泉山公园附近的西北民族学院她的家中接受作者采访的。讲完了去明水探望丈夫的故事，她停顿一下说，王景超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的故事也仅仅开了个头，你还想知道后边的事吗？于是她接着讲下去：
前边我对你讲了，我是下决心不在四工农场改造思想跑回兰州来的。由于我的行动正好和抢救人命释放右派回家合拍，结果并没有招来什么灾祸。1961年9月，报社还宣布摘去我和王景超的右派帽子，1962年10月又恢复我的工作。当然，摘帽右派是不能再搞编辑工作了，领导安排我到资料室管图书。这时候我就想，干事业是无从谈起了，那就抚养孩子吧，平平安安度过余生吧。于是，我第二次结婚了，丈夫是西北民族学院的一位讲师，也是摘帽右派。可是我的家庭又一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北民族学院停办了，丈夫被下放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清队又把我揪了出来，批判，斗争，并于1969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到会宁县六十里铺交农民监督劳动。监督劳动了四年，1972年我听到消息要对文革清队的问题进行甄别，我就又擅自跑回了兰州，找军管组要求重新审查我的问题。我不断地找，反复地找，到了1974年8月，军管组终于承认错整了我，将我收回报社并第二次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既然承认整错了。就该恢复我的工作，但领导却通知我去甘南州民族学校当教师。说是照顾我和丈夫团聚。并且我被告知：同意也得去，不同意也得去，如果三个月内不去甘南州，即以自动离职论处。我是不愿意离开兰州的，我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需要照顾，甘南州海拔2900米，属高寒地区，我不能把老母亲带去呀。但是，那个时代，离职就无法生活，无奈之下我还是去了甘南州。在甘南州又过了四年，1978年，我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右派问题改正了。正好这时民院重新开办，我便随丈夫调到民院汉语系工作。
1983年，丈夫因为患癌症去世了，我第二次又成为寡妇。1983年我五十一岁。五十一岁的寡妇还是有人要的。有人登门来说合，但是被我谢绝了：既然上天安排我这辈子要当寡妇，我何必再追求家庭的完美！这时候，我决心倾注全力要做一件事情：把王景超的骸骨找回来。我这一生，自打四工农场回到兰州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景超的死一直像磨盘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觉得他不该那么早就死去，他的死我是有责任的。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未能帮助他，未能去看望他。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对不起他呀。还有，这二十多年里，我经常想起他，想起我们年轻时你敬我爱、亲亲热热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思念之情日益增长，不可遏止。我经常偷偷地哭泣。但是，二十几年来，我无力去做这件事，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始终在为生存而奔波，而努力。再说，我不能在第二个丈夫面前表现出对前夫的思念，想念景超只能是在无人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哭泣。现在丈夫死了，我不必掩盖对景超的思念了；孩子们也都成家了，不用我操心了；生活也有保障了，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了。我觉得是该去看看景超了，弥补我终生的遗憾。于是，我开始寻找当年夹边沟的右派，打听有关王景超的消息，哪怕是一星半点，一鳞半爪。终于，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91年，一位家在高台县居住，曾经和我一起在十工农场劳动过的右派高宗华来信说，他七十年代在碱泉子林场当过场长，领着几个工人在明水种树，发现过几片右派们的坟地，每个荒冢旁压着一块石头，石头扣着的一面用红漆写有死者的名字。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去找一找景超。接到他的信，我略事准备之后就带着大儿子赶去了。
我们是坐兰州去酒泉的长途班车上路的。走到半截又遇上修路，耽误了七八个小时。原先在电话里约好，下午五点钟高宗华在南华镇接我们，可是车到南华镇已是午夜，我便担心起来：如果他五点没接到我们，认为我们改期了，就回家了，如何是好？ 于是我做了最坏的打算，车到南华镇叫司机多停一下，我下去找他，如果找不到，我就坐车去酒泉。那年从明水步行去高台火车站，经过南华镇来的，那儿连个旅馆都没有。南华镇离高台县城还有十多里路，夜里又没车。结果却是车到南华镇，我还没有下车，就听见一个人喊，和桑！车上有个叫和桑的吗？我急忙回答，我就是！
那天夜里我和儿子就住在高宗华家。他家住在离县城两里远的电力局下属一个厂的宿舍里。第二天休息一下，第三天我们就去了明水。高宗华有一辆自行车，又借了一辆，他和我儿子一人骑一辆，轮换驮着我。我们顺兰新公路走，然后右拐穿过一片沙枣林，到了明水。
这次去明水，是8月下旬，没有寒风，可以睁大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