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王宝藏-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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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董总是志在必得了？”一姝见董商儒终于谈及实质，也开门见山地问。
“也可以这么说吧。”董商儒道，“从刚才及昨夜的讲述，二位大概也知道了董某是怎样一个人。在我这一生中，说我贪得无厌、心怀叵测的人很多，甚至有人说我阴狠毒辣、独断专行。这些评价，对我而言毫无意义。就如同后人评价林姑娘的祖上道乾公，有说他天纵英才、经世济民的，也有人说他背信弃义、涂炭生灵的，可谓毁誉参半，但毫不影响他成为一位震惊朝野、称霸南洋的海盗王。有句话叫‘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其基线就是先有功过，才有可能被人评说。倘若一介平民，终身碌碌无为，纵然德行符合传统规范，最多也是三代记忆，到第四第五代，后人甚至连其姓甚名谁都已不知，因而行世一遭，不过是苟且偷生。实话告诉二位，董某虽早已身家亿万，但身染沉疴，不知何日便会归西，加上又无子嗣，即使寻得重宝，亦难带入坟墓。不过，自从董某知悉道乾公的壮举之后，认识到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当奋力而为，不可辜负有限的一生！”
一姝心念一动。这个董商儒，居然毫不隐讳地将自身欲念和盘托出，比起那些口是心非、大言不惭的伪君子，反而令人生敬。
“这么看来，董总对我祖上的宝藏，是颇有研究了？”一姝问。
“应该比你们有研究。”董商儒淡淡地说，“研究这个词，本身就具有时间概念，而且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也就是从清晰到模糊，再从模糊到清晰。对某种事物的认识，往往开头因‘无知者无畏’，凭着兴趣和激情去闯，偶尔也会奏效，但时间一长，便发现不过是停留在表面而已；第二个阶段，随着信息量的增加，主观受客观左右，局限受无限干扰，各种冲突出现，使人陷入混沌，一时难以自拔；第三个阶段，经过时间的沉淀、冷却，真相慢慢浮出水面，认识从主观变为客观，干扰的烟尘不再障目，于是目标重新清晰，这时的判断，才具有实际意义。我想，当前我对道乾公宝藏的研究，正处于第三阶段。”
一姝听完，问董商儒：“董总讲的这个道理，与我祖上的宝藏及道乾公有何关联？”
“关联甚大，因为这是客观研究海盗的前提。”董商儒说，“之所以讲这个好像人人都懂得的道理，就是想说明一点：人们对中国明代海盗的认识，或者说对道乾公的认识，还处在第一阶段。这种认识又分为三点：一、人们认为海盗不过是烧杀抢掠的强盗，是唯财是图的忤逆之辈；二、人们只关心海盗的宝藏，而忽略了海盗本身有比宝藏更值得发掘的东西；三、人们习惯于传统的教化，对海盗的形象定位多来自官方的定论，极少有自身的体验或独立的思考。”
“这么说来，你认为海盗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了？”一姝问道。
“是的。”董商儒正色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总是先扣了一顶帽子，其评价标准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十德，几乎是苛刻地要求人要全面发展，让中国人活得很累。其实，大凡有所成就之人，总会有所缺陷，哪里真有人十全十美？就拿林道乾来说，这十德他至少占了义、智、信、节、勇五德，但因其对朝廷不忠，就全盘抹煞了他，是有失偏颇的。因此，我们看一个人，是看他的长处，不是看他的短处。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我倒有了一个小小的心得：中国之所以在近代丧失了‘天朝’优势，落后于西方，正是缺少‘海盗精神’！”
“海盗精神？”萧邦被这四字一震，“请问董总，你所说的海盗精神是什么？”
“我的理解主要是激进探索、弘扬商道、追逐梦想、不屈不挠。”董商儒道，“就‘盗’而言，庄子曾以盗跖所言之‘圣、勇、义、知、仁’为强盗辩解，但说的是‘陆盗’，海盗则有所不同。众所周知，就强盗而言，陆盗虽然凶险，但毕竟可以啸聚山林，居有定所；而海盗除了同样受到敌人的威协，还有变幻莫测的大海也是大敌，生命随时都有可能被吞噬。因此，海盗虽以凶残著称，但个个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热血汉子。从这一点上来讲，海盗比陆盗更可敬。”
“这一点，我不太同意。”一姝有意为难董商儒，“我虽然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多，但从几本文学著作中了解到，中国古代的陆盗很会宣传自己，譬如他们就有自己的行动纲领，打出了诸如‘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为自己的抢掠找到了正义的借口；而纵观中国海盗，连自己的诉求都不能很好地展示出来，怎么能说比陆盗更强？”
“我说的是更可敬，”董商儒纠正道，“不过你硬要说更强，也是可以的。我问你，中国历史上的陆盗，有什么可敬之处？张角、黄巢、瓦岗群豪、方腊集团，以致上个世纪初的多数军阀，的确提出了自己的口号，但不是被剿灭，就是被收编，终究被传统文化所吞没，仅限于权力斗争而已，对社会没有任何推动。而明清两代的中国海盗，以王直、你祖上林道乾和郑芝龙父子为代表的大海盗，自发组织民间商贸力量，形成了全球贸易的雏形，这是被历史忽视的事实。现在我们嘴边常常挂着一词：全球化。而我认为，全球化的开端是从海盗开始的——海盗的纵横驰骋、努力探索，为全球商贸打开了门径，商路得以通畅，使物资得以交换，经济得以发展。
“当然，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得更远些，从海洋文明的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可能更为清晰。在宋、元、明三代，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海洋国家。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中国大部为北方少数民族据有，临安政府不得已投向海洋，发展海上贸易，直接促成中国造船、航运的兴起；而元朝时代，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可窥其一斑，瓷器、纺织品、日用器皿等大宗货物已成为外贸的主要商品，带动了一大批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工业发展空前；明代则是一个矛盾的王朝，既有明太祖的极度保守，又有明成祖的极度开放。在这个时期，哥伦布还没有达到美洲，麦哲伦还没有环球之旅，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不是‘海上马车夫’，英国人、法国人还不知道太平洋在何方。因此可以说，中国早就有了全球化，早就主导了WTO，根本用不着同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沿岸国家谈‘入世’的条件，他们在那个时代唯中国马首是瞻，甚至中国想把南中国海变成‘南中国湖’也并非不可能。但是，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打败了新兴的海洋文明，明成祖后的禁海政策导致民间贸易萎缩，东南沿海民众的民间贸易权利被无情剥夺，因此必然产生民间海上贸易集团。这些集团，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海盗，也包括你的祖先林道乾在内。
“现在的学者和专家，在研究中国海洋文明时，总是拿郑和下西洋说事。对此，我有不同看法：郑和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宣示国威，其次才是贸易，而且是官方垄断贸易，其目的不是推动全球贸易和海洋文明。然而纵观全球贸易史，只有以民间为主导力量的贸易，全球贸易才可能得以长足发展，活力才经久不衰，因为利益比世上任何驱动器的能量都要巨大，是符合人性的。而明朝政府放弃历史责任，退缨自守，强行将历史的巨轮抛锚，那么，推进海洋贸易的担子就落到了亦商亦盗的海盗身上。这些有着血性和拼搏精神的沿海居民，不但没有国家力量做后盾，反而要冒着违反国家法令的危险，赤手空拳，乘风破浪，在海上开辟新的世界，这难道不可敬吗？
“但是，林道乾们的所作所为，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中国，自从海盗黄金时代结束后，逐渐沦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西方的海盗们成了历史的弄潮儿，最终以武力护卫海上贸易，残暴地瓜分利益。多难的中国，直到1978年才重回海洋怀抱：一个个子矮小、到法兰西工厂做过钳工的伟人，决定彻底开放海禁，后来更是亲自到海边的小渔村划了一个圈。从那以后，这个圈不断扩大，中国的商船又逐渐恢复了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雄伟景观，中国又一次奔向海洋——从某种意义上讲，林道乾们在四百多年前干的事，不就是想实现这个梦想吗？”
董商儒一口气讲完，密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林一姝生在美国，只是从各类信息中了解发展中的祖国；而萧邦生长在中国，这种感受更为深切，不禁为董商儒的一番话感动了。
“聆听董总高论，使萧邦顿开茅塞。”萧邦欠身道，“我想，若道乾公九泉之下有知，当引董总为知音。不过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只能从中汲取教训而无法改变。倒是董总所言的‘海盗精神’，至今尚不过时。我的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人，当心怀梦想，自强不息，才不负上苍眷顾之恩，不白活一回。”
“萧先生所言极是！”董商儒两眼放光，如遇知音，“咱们老祖宗在《易》里就说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天道之运行，刚健不息，而我们应顺应天道，自立自强，那么，来世上一回，也不枉然。远的不说，就说咱们共同寻找林氏宝藏，其实就是寻找一种能够自我救赎的精神，将此生的遗憾减少到最低限度。若萧先生同意此理，那么，你我也算是同道中人。”
“谢董总抬举。”萧邦道，“我与林一姝虽也在探寻途中，但与董总相比，终究还是逊了一筹。今日闻听董总高论，使萧邦有拨云见日之感——原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秘密，或许已在董总心中。”
“萧先生真会说话。”董商儒哈哈大笑，“不过，董某虽然长年研究林氏藏宝，也略有小成，但没有萧先生和林姑娘相助，只怕会功亏一篑。因此，今日午间聚会，还望二位助我一臂之力。”
一姝听得一头雾水。刚刚这董胖子还大言炎炎，纵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