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三部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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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外头遇见马丁了。”
“他正赶着去拯救帝国。”范耶尔说：“要咖啡吗？”
“好的，谢谢。”布隆维斯特坐下来，一面狐疑范耶尔似乎很开心。
“报上提到你了。”
范耶尔将其中一份晚报推过来，翻开那一页的标题是“媒体短路”。执笔的是一名专栏作家，曾任职于《财经杂志》，一向以幸灾乐祸地嘲笑每个热衷于某议题或是惹祸上身者而闻名。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和环保斗士，一个也跑不了。这位作家似乎并没有自己拥护的单一信念。如今在温纳斯壮案结束几个星期后，他开始向布隆维斯特开炮，将他形容成一个大白痴，而爱莉卡则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媒体花瓶。
有谣言传闻：尽管《千禧年》的总编辑是个穿迷你裙、会在电视上闹别扭的女权主义者，杂志社却已濒临瓦解。几年来，该杂志的存续全仰赖编辑们成功营销的形象——年轻记者采取调查式的报道，揭露商界丑闻。这套宣传伎俩对于信仰无政府主义、一心想听到这类讯息的年轻人或许有效，上了地方法院却靠不住。小侦探布隆维斯特最近已经体会到了。
布隆维斯特打开手机，看爱莉卡有没有来电。没有留言。范耶尔一言不发地等着。布隆维斯特察觉到老人是想让他打破沉默。
“他是个笨蛋。”布隆维斯特说。
范耶尔笑了，却又说：“也许吧，但他却没有被法院判刑。”
“没错，而且永远不会。他从未说过什么有创意的话，老是搭着顺风车，然后用最苛刻又不至于惹祸上身的言词对人落井下石。”
“这些年来我树立了不少敌人。要说真正学到什么教训，就是绝不打必败无疑的仗。不过，也绝不能让任何侮辱你的人逍遥自在。等待时机，等你有力量的时候加以反击——即使你已无须反击也一样。”
“谢谢你分享你的智慧，亨利。现在我想听你谈谈你的家族。”他将录音机放在两人中间的桌上，按下录音键。
“你想知道什么？”
“我已经看过第一本讲义夹，关于失踪与搜索的资料，但里头提到太多范耶尔家的人，我需要你帮忙一一介绍说明。”
莎兰德站在空荡荡的走廊，眼睛直盯着“毕尔曼律师”的铜制门牌将近十分钟后，才按了门铃。大门的锁“咔嗒”一声开了。
今天是星期二。他们第二次会面，她有不好的感觉。
她并不怕毕尔曼——莎兰德几乎没有怕过任何人、任何事。但话说回来，这个新监护人令她感到不安。他前一任的潘格兰律师温文有礼又和善，和他完全不同类型。但三个月前，潘格兰中风，尼斯·艾瑞克·毕尔曼便根据某种官僚作业顺序接收了她。
莎兰德接受社会与精神病监护十二年，其中两年在儿童诊所时，光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今天好吗？”她就从未给过相同答案。
她满十三岁时，法院根据少年保护法，判决将她关进乌普萨拉的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这项判决主要是基于她情绪不稳，可能对同学甚至她自己施暴产生危险。
每当老师或任何相关工作人员试图和这个女孩谈论她的感觉、感情生活或健康状况，她总是沉着脸不说话，眼睛死盯着地板、天花板和墙壁，令人备感受挫。她会交叉手臂，拒绝接受任何心理测验。她对于一切针对她所进行的评估、衡量、制图、分析或教育的反抗也反映在学校功课上——校方可以将她带进教室，也可以把她绑在椅子上，却无法阻止她不听课、不拿笔作笔记。她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却没有拿到证书。
正因如此，就连要诊断她的精神缺陷都有莫大困难。总而言之，莉丝·莎兰德就是个难应付的人。
她满十三岁那年，法院也决定指派一名受托人来维护她的利益与资产、直到她成年为止。这名受托人便是潘格兰律师，尽管一开始相当艰难，他却做到了精神科医师与其他医师办不到的事。渐渐地，他不但赢得女孩一定程度的信任，也获得些许温暖。
十五岁时，医师们多少认同了她没有危险的暴力倾向，也没有急切伤害自己的迹象。她的家庭被归类为不健全家庭，又没有其他亲戚可以照料她，因此法院判决莎兰德理应从乌普萨拉的儿童精神病院释放，并透过寄养家庭慢慢重返社会。
这段历程并不轻松。她在第一个寄养家庭只待了两星期就逃走了，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也很快便半途而废。那个时候，潘格兰把她找来严肃地谈话，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她再继续这样，就会再度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个威胁奏效了，于是她接受了第四个寄养家庭——一对住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米索玛克兰森的老夫妻。
然而这并不表示她行为收敛了。十七岁时，莎兰德曾四次遭警方逮捕，两次因烂醉而被送到急诊室，还有一次很明显地嗑药。其中有一次她被发现衣冠不整、烂醉如泥地倒在车后座，车子停在梅拉斯特兰南路上，车上还有个年纪大她许多，但同样醉得不省人事的男人。
她最后一次被捕是在十八岁生日的三星期前，当时她完全清醒地在旧城区地铁站内踢一名男乘客的头。她被指控伤害他人。莎兰德声称那个人摸她，并有目击者证实她的说词，检察官便决定不予起诉。但鉴于她的背景，地方法院下令执行精神评鉴。由于她仍依惯例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也不配合检验，国家健康福利部咨询的医师们只得根据“对患者的观察”作出评断。倘若面对的是一个交叉双手、嘟出下唇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的年轻女子，又能观察出什么结果来呢？因此唯一作出的判断就是她肯定有某种情绪障碍，而且不能置之不理。这份医疗/法律报告建议患者接受封闭的精神疗养院照护。社会福利部门某副部长也表示支持精神病学专家们的结论。
至于她的个人记录，专家们最后的诊断是滥用酒精与药物风险极高，且缺乏自觉。当时她的档案记录簿里充斥着内向、受社会压抑、缺乏同情心、自我依恋、病态与反社会行为、合作困难、无法同化学习等等字眼。凡是看过莎兰德档案记录簿的人都可能认定她有严重的智障。还有另一个事实也对她不利，社会福利部门的街头巡逻人员有几次看见她“和不同的男人”在玛利亚广场附近厮混。有一回，她在丹托伦登公园被拦下搜身，当时也是和一个年纪大上许多的男人在一起。社会福利人员担心莎兰德可能是或者有可能成为妓女。
当地方法院——决定她未来的机构——开庭判决此案时，结果似乎早成定论。她明显是个问题儿童，法院除了接受精神病专家与社工人员的建议之外，不太可能作出其他判决。
举行听证会当天早上，莎兰德被人从儿童精神病院——自从旧城区事件后她便被关在这里——带到法院。她觉得自己像个集中营的囚犯：没有希望活过那一天。她在法庭上第一个见到的是潘格兰，过了一会儿她才发觉他并非以受托人的身份出席，而是她的代理律师。
出乎她意外的是，他很坚决地站在她这边，并强力抗议住院的决定。她并未扬起眉毛之类地显露自己的惊讶，但却仔细倾听他说的每一句话。潘格兰反诘当初签名建议将莎兰德关进医院的耶斯伯·罗德曼医师，两个小时下来的表现令人喝彩。他仔仔细细研究了医师评鉴的每项细节，进而要求医师解释每项陈述的科学根据。结果发现，由于患者不肯接受任何测试，医师所下的断论其实全凭臆测。
听证会最后，潘格兰暗示：强制住院大概不只违反国会对于类似情形的决议，本案例更可能成为政治与媒体报复的议题。所以，为大家着想，最好另外找出适当的解决之道。在协商此种状况时使用这样的言语并不寻常，法院的人员都显得紧张而局促不安。
最后结果也是采取折中方案。法院判定莎兰德确实有情绪障碍，但情况尚不需强制住院。另一方面，法院也将社会福利部主任对于设置监护人的建议纳入考虑。庭长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转向一直担任她的受托人的潘格兰，问他是否愿意承担监护之责。庭长显然认为潘格兰会退缩，试图将责任推给他人。不料他却说自己很乐意担任莎兰德小姐的监护人，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莎兰德小姐必须愿意信任我，并接纳我为她的监护人。”
他转身面向她。一整天来来回回的言词交锋，让莎兰德脑子有点混沌。在此之前，谁也没问过她的意见。她看着潘格兰许久，然后点了一下头。
潘格兰是法律专家和旧派社工的奇特混合体。最初，他是社会福利部指派的代表，后来几乎一辈子都与问题少年为伍。这个监护对象确实是他所接触过最难应付的一个，但他二人之间终究产生了一种勉强的敬意，几近于友情。
他们的关系持续了十一年，从她十三岁生日直到去年圣诞节前几个星期。他们每个月都会约定见面，那天潘格兰没出现，所以她上他家去找他。
虽然可以听见屋里有声响，他却没来开门，她便顺着排水管爬上四楼阳台。她看见他躺在门厅地板上，意识清醒但无法说话或移动。她叫了救护车，陪他到索德医院途中，她渐渐因为惊慌而胃绞痛。整整三天，她几乎都待在加护病房外的走廊，像只忠犬似的注视每个进出那扇门的医师护士。她失魂落魄地在走廊上来回地走，一有医生靠近便直盯着看。终于有个医生——她始终不知道他的名字——带她到一个房间，向她解释情况的严重性。潘格兰先生因严重脑出血病况危急，恐怕不会再恢复意识。他才六十四岁。她没有哭也没有表情变化，只是站起来，走出医院，再也没有回去。
五星期后，监护局召唤莎兰德与新的监护人作首次会面。她的第一个冲动是不予理会，但潘格兰已经让她深深意识到每个举动都会有所影响。她学会了分析后果，因此得到的结论是：脱离目前困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表现得似乎很在意监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