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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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是有原因的：吕家叛乱，臣工皇室皆出力颇多，偏偏是远在代地的薄姬母子寸功未立，冲锋陷阵的时候不见影，运筹帷幄的时候不见人，啥忙都没帮上，现在大功告成论功行赏了，最大的一块元宝给你，凭什么？
所以在接到消息后，刘恒并没有贸然行动，先是派舅舅薄昭（薄姬的弟弟）去京城，在见过此时掌握大权的周勃、陈平，得知了事情真相后，方才动身到京城。公元前180年九月二十三日，刘恒在长安正式登位，这就是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而作为皇帝生母的薄姬，也晋位为薄太后。这对忍了几十年的母子，此时终于忍到了西汉帝国的权力最高峰，当然，是名义上的。
所谓“名义上的”，是因为这时期的西汉皇帝，其实很多时候是当不了家的。
外部情况且不说，平定吕家叛乱，靠的是刘姓宗族和功臣宿将的努力，齐王刘襄、城阳王刘章，都是地方上手握重兵的实力派，刘邦登基后分封的同姓诸侯们，此时已渐成地方一派豪强。中央的功臣宿将们也惹不得，周勃和陈平两大重臣，从跟随刘邦打天下到平定吕家之乱，都是功勋级的人物，其势力盘根错节，把持朝政，连皇帝谁来当，最后还是他俩说了话才管用，当不当皇帝，也是刘恒探明了他俩的口风后才做决定。在登基的初期，刘恒母子的身份也只有一个——摆设。
所以刘恒母子还是知道自己身份的，登基初期，摆设得相当不错：刘恒入京即位时，仅带了宋昌等6位亲信。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封诛吕功臣：3大功臣周勃、陈平分别作了左右丞相，灌婴成了执掌军权的太尉。对刘姓宗族也大力笼络。除了赏赐了齐王刘襄、城阳王刘章、淮南王刘长3位直系亲属外，更大封同姓诸侯王。在登基的第一年，就封了8个刘姓宗王。在国家大事上，刘恒也很知趣，继续推行汉高祖刘邦在位时确立的“黄老学说”，崇尚“无为而治”，先前的既定成法一概不变，继续与民休息。在他即位的最初时期，功臣们很满意，宗室们很满意，老百姓们也很满意。朝堂上下，可谓一片“和谐”。
但对这样的“和谐”，汉文帝本人是不会满意的。他现在不再是忍气吞声的代王，不再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四皇子，而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摆设”的身份，无论如何他是不能接受的。更何况，刘邦登基后到吕氏之乱的一系列变故证明，虽然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帝国，但是在西汉早期，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并未建立起来。
西汉的立国，采取的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方式，起初还册封了异姓诸侯王，此后虽然诛杀异姓王，并且设立“白马盟”，即非刘姓者不能封王，但中央的行政权力，依然没有确立绝对的权威。无论是权镇地方的诸侯，还是功勋卓著的勋贵们，其位高权重，都是帝王所忌惮的，要做一个真正的帝王，就必须把权力收拢回来。且不说为了巩固国家稳定，就是为了对付北方持续肆虐的匈奴，这也是必需的。
所以，这才是汉文帝刘恒在位时期的最大贡献：自他开始，改变了中国自夏商周以来松散的国家体制，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汉武帝后来的“大一统”，其实更多是拜汉文帝栽的树。
要做到这个自然不容易，历史上但凡是权力之争，无不血流成河，尔虞我诈。汉文帝的手法却很温和，先忍，再忍，最后还是忍，在忍耐里巧施暗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比如在刘恒入京即位的早期，看似很“知趣”，对人很谦和，但在他入宫的第一天，即命令他的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另一亲信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巡查宫中，皇宫大内的兵权，以及西汉最精锐南北二军的控制权，就这样被汉文帝不动声色地抓到手了。在诸吕服诛后，刘恒又大赦天下，值得一提的是，刘恒赦免了刘章的妻子吕氏（吕家的长孙女），此举虽然遭到了功臣们的非议，却也安抚了登基未成的齐王一脉，得到了宗室的支持。
而对位高权重的两大势力，宗室与功臣，刘恒的另一手段是“拆分”。刘恒登位之前，依西汉王朝旧例：拥有封地的诸侯以及贵戚们大多居住在长安，而他们的日常开支，则是由其封地提供，如此一来开支巨大不说，长安更成了功臣宗室们相互串通的场所。所以刘恒登基后的第二年十月，即发布诏令，以节省开支为由，命令所有驻长安的列侯贵戚全部返回封地，不得在长安停留。这样做的意义，不止在于减少了国家开支，更重要的是，如陈平、周勃等功臣宿将们，也因此羽翼大削，其亲信大多被调离身边，原本盘根错节的势力，渐成了孤家寡人。正因如此，刘恒这个皇帝，才从此开始“硬气”了起来。
而相比于上述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政策，真正对汉文帝一生执政有着重要意义的，却是一个小人物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奏疏——公元前174年，28岁的贾谊上《治安策》。
贾谊这个人，在后世很有名，但在当时只是个小人物。而他的《治安策》，在当时也并未被看做很重要的奏疏，可就是这封奏疏，指向了汉文帝所伤脑筋的大问题：诸侯尾大不掉的问题。这封奏疏很长，核心内容是：同姓的诸侯王和异姓的诸侯王一样不可靠，而且是有实力的必然会想到造反，实力越强造反越快。兴兵讨伐是下策，那样会造成战争，破坏生产和国家稳定。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诸侯的封地尽可能地拆分，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们，削弱他们的势力，如此日久天长，才能彻底解除诸侯国的威胁。
贾谊的奏疏得到了汉文帝的赞赏，但这毕竟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方略，一下子推行是不现实的。在汉文帝在位期间，他少部分地推行了其中一项，却是极其重要的一项。
即在公元前164年，趁齐王过世的机会，将西汉诸侯王中势力最强大的齐国辖下的70多座城池，一口气拆分成了7块，分封给齐王诸皇子。这个行动看似平常，但10年以后，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一定会感激老爹的英明举动：10年后的七国之乱里，正是由于实力最大的齐国早被拆分，才降低了汉帝国的平叛难度，汉朝的政府军也是通过先平定齐地的方式，最终将叛军一网打尽。
汉文帝的这些政策，虽然说不动声色，可还是引起了反弹，比较著名的就是他在位时期济北王刘兴的叛乱，首开同姓诸侯王反抗中央政府的先例。之后曾与他争夺皇位的淮南王刘长也举兵造反。两次叛乱先后被镇压。而刘恒也采取了看似宽容的决策：刘长3个儿子非但没有获罪，反而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偌大的淮南国被一分为三，刘长本人也未获死刑，只是被发配到蜀中地区。
虽然小有反弹，但汉文帝的苦心没有白费，他在位时期，诸侯膨胀的势力得到了遏制，功臣勋贵们的地位也遭到了削弱。他渐渐地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掌握了汉帝国的真正权力。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对比是：作为诛吕功臣的周勃，在汉文帝早期即位时位高权重，甚至汉文帝即位之前，还专门派使者到京城拜见周勃。可汉文帝登基为帝后，周勃身为丞相，经过汉文帝迁移列侯，掌控军权等政策，其势力大为削弱。后期汉文帝向他问话，偶有答对不当之处，他甚至“汗流浃背”。这时期的汉文帝，才是真正意义的皇帝。
【三】
有关汉文帝在位时期的种种政绩，史家的赞誉笔不绝书。比如他继续休养生息政策，倡导节俭，多次削减赋税，发展生产。对地方诸侯势力进行遏制，强化中央集权，恩养功臣勋贵，收拢国家权力。同时修订律法，减少苛刻条文，尤其是废除了从西周开始的“肉刑”，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走向了文明化。他治下的西汉王朝，生产得到恢复，国库得到充实，中央威权得到加强，百姓安居乐业。犯罪率方面，最少的时候，全国每年断案只有40起，是中国封建历史上著名的“和谐社会”。然而相比之下，他对于整个西汉王朝影响最大的政策，却是两个：一是废除用传制度，二是军事改革。
先说用传制度，这是西汉自汉高祖开始制定的一项重要国策，规定边关要塞以及军事重镇，都要设立关卡，出入关卡需要政府颁发的“传”，即批条，否则不能私自出入。公元前168年，汉文帝正式下诏废除了这一政策，从此，西汉官民百姓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商品货物流通日渐繁荣。对于农业日渐复苏的汉帝国来说，用传制度的废除，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融合，更是国民经济腾飞的催化剂。西汉帝国统一局面的巩固，以及文景之治的经济繁荣，皆与此密切相关。
而另一个史家注意不多的，就是汉文帝时期汉帝国军事的改革。按照一般封建王朝的发展规律，王朝建国初期，是国家军队战斗力最强大的时期，之后和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军人，在战斗力上都会比前代日益退化，而西汉王朝的军队恰恰相反。若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早期刘邦时代的汉军，也难与项羽的楚军相比。汉军战斗力的真正腾飞，正是从汉文帝时代开始。汉文帝时期，是匈奴骚扰西汉边境加剧的时期，汉文帝曾两次组织重兵抗击匈奴，却在匈奴骑兵高速运动的作战方式面前无可奈何。痛定思痛，汉文帝刘恒决心改革军事，发展一支足够与匈奴争锋的铁骑。他一面采取“入栗拜爵”的制度，即只要向边地输送军粮，就可以给予爵位赏赐，为国家的边境防御储备军粮。另外也是从他开始，汉朝对匈奴部落进行招抚，购买大量马匹，并招募匈奴人从军为汉朝效力。从此，西汉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李广等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