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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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政治制度相关的，还有经济制度，六国的经济条件和经济体系也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也不一样，秦国的经济、文化、法律，是否适用于六国的其他地区，会不会因为推行不当引发变乱，这一切，也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秦始皇的国家，就是建立在这一切未知数上。公元前220年的中国，面对的是之前数百年未见的变局，国家走向一种全新的国体，这个国体应该怎么运作，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包括秦始皇本人。

　　即使是秦国内部，跟随秦始皇多年的官吏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不一。当时的丞相王绾，就曾经建议秦始皇将自己的儿子册封在齐楚故地，因为这是“祖制”，当时的大臣们除了李斯之外，也基本都赞成这个制度，秦始皇本人也一度动摇，但李斯拿着春秋战国的动乱来作对比，使秦始皇打消了这个念头。当下宣布，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建立国家直接掌控的中央集团。

　　这个政策从稳定国家政权角度看是没错，但是在当时，不理解的人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在东部的齐国等地区。齐国是一个儒生众多的国家，这些儒生们最在意的就是西周的宗法，祖制，在他们眼里的秦始皇，就像是当年垂拱而治的周天子。现在拿到天下了，却不想着分封，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更何况郡县制推行下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秦国委派为郡县地方官的官员，大多都是来自于秦本国，贸然进入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地方，这个官当得能舒坦吗？

　　所以，在公元前213年，山东儒生淳于越在宴会上当场讽刺秦始皇，将秦始皇激怒。结果在李斯的挑唆下，秦始皇下了焚书之心，开始活埋不听他话的儒生，这就是秦始皇暴政之一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数量上看，烧毁了大量珍贵典籍，并坑杀了460多名儒生，可谓残暴之至，但这样的残暴，却不是无缘无故的恨。秦始皇本身就对儒家不感冒，他在乎的是法家，在乎的是权谋霸道之术，儒家君君臣臣的君臣关系，他现在根本用不上，也不想用，所以作出杀掉的决定，也就顺理成章。

　　而秦始皇这么做，也是受了李斯的挑唆。李斯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给别人“下药”。早年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坑害了原本秦始皇很想重用的韩非子，这次他妒忌的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改朝换代了，六国的人才，全都进了秦国的人才库，特别是儒生群体，以山东的儒生为核心，英杰荟萃，说不定哪天就会威胁到我的地位，所以必须要早做准备，能下药的就下把药，能轰走的就赶紧走。轰不走的，就往死里整，反正要把这些人对我的威胁降低到最小。

　　其实儒生的反对，淳于越的指责，都是小事，关键问题是，这时期的秦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说起来就两条，一是外部面临匈奴的威胁，二是国民经济在战乱后的凋敝。

　　关于这两条，在秦国统一初期的形势，都是非常严峻的。先说匈奴问题，这时期的匈奴势力，还没有后来汉朝时候强，却也已经是草原三大游牧部族中的一支（另外两支是大月氏和东胡），此时的匈奴正好占据河套平原，正对着秦朝国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这个战略要地被他们拿在手里，整个中国北部就都暴露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想打就打，想抢就抢，原先的赵国和燕国此时也已经灭国，当地虽然有秦军留守，却也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了，在这种局面下，不解决匈奴是不行的。

　　而国内经济问题也同样严峻，秦国连年用兵，花费巨大，自身的财政窟窿就很大。而六国经历过战乱，正是民力疲敝、经济困顿的时期，这时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六国地区的经济制度不一，新的国家财政体系，必须马上建立起来。国家要想振作，必须要通过经济体系的整合掌握国家的税收，这样军队才有资本打仗，边防才能够巩固。

　　秦始皇是知道这个问题的，所以他登基之后，首先采取的是两个政策。一是迅速地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在新占领的领土上设立官衙，巩固统治。与此同时，秦国由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进，经过浴血奋战，从匈奴人手中收复了河套平原，建立了防备匈奴的核心基地。暂时解除了匈奴对南方汉地的威胁，“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正是这一段时期。必须承认，秦始皇北击匈奴的一战，并非是穷兵黩武，如果当时不主动采取出击政策，任凭匈奴肆意劫掠，那么北方的汉地就永远无法安宁。而且在收复河南地后，秦始皇为了节省开支，命令蒙恬就地屯田，结果河套地区的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还可以供应给其他周边军镇。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是明智的。

　　在内政经济方面，秦始皇很快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全国分为46个郡，中央在地方确立了严格的集权统治。在经济方面，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使黔首自实田”，也就是说，让老百姓自己核查土地数量，然后上报中央，这就等于是彻底扫除了残存的井田制，使新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全国迅速成型。这一条对于秦国统一后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关键意义的。在此基础上，秦王朝的土地赋税制度也建立起来，国家的赋税征收，分为口租、口赋和杂赋，这也基本是沿用秦国时代的土地税收政策。这其中，口租就是农业税，即田赋；口赋就是人头税；杂赋就是每年临时征调的赋税。秦朝的农业税，是交十分之一，人头税的数量，和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基本持平，大约120钱左右。这两样在当时，都算不得太重的税。至于杂赋，一般都是在遭遇战争的时候临时征调的，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负担，表面上看也不会太重。与此同时，货币、度量衡、文字，也都在这一时期统一了，秦国的法律《秦律》也颁布全国实行。分散的中原六国，渐渐被秦始皇捏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观这些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早先的秦始皇，还是很有励精图治一面的，在捏合整个国家合力，加强中央集权方面，他都做得很不错。

　　【二】

　　秦国国事的恶化，通常的说法是“暴政”，暴政的内容，主要包括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修筑秦始皇陵墓、阿房宫等。但真正劳动百姓最甚的，是三项重大工程，一是修筑长城；二是修筑国内的驿站道路；三是整治国内的河道。

　　这三项大工程，几乎都是前后脚展开的。秦始皇开凿运河，范围非常广。在平灭六国后的第二年，就曾经发动10万民夫整治江南的邗沟，以及山东的济水运河。与此同时，秦始皇派30万大军收复河套平原后，又一口气征发了40万民夫整修长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又再次征伐40万民夫，整顿国内的驿站，以关中平原为中心，修筑了连接中原以及南方的驿站道路。这三项大工程，从作用上来说，都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修筑长城可以起到抵御外敌的作用，后来作为封建王朝盛世的汉朝就从中受益颇深。开凿运河，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这也具有长远的意义。而修筑驿站，更可以促进国家交通，加强各地的联系，保证国家的统一。这三条从出发点上是好的，但是就在这短短几年里，秦始皇连续征调了90万民夫，要知道，当时全国的人口才不过2000万人。这90万民夫，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青壮年，都被秦始皇拉出来干工程了。

　　这样的结果也就很简单，生产当然遭到破坏，老百姓家干活的，就剩下老弱了，生产能力自然大打折扣，生产能力打折扣，国家的财富税收当然也要打折扣。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在进行着征讨南方越族的战争，不断向南方越族地区征兵，打下地盘后，一面要修筑中原通向南方的驿站，一面又要修筑南越地区的水利工程。这样，原本刚刚在中原地区干完活的民夫，一下子又尽发到了南方地区，中国人从来都是恋家的，离乡背井永远是最痛苦的事情，怨声载道也就很自然了。当然，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开发越族地区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说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但这些后来的伟大意义，当时的人是没感觉的，士兵们只知道，他们被派到一个艰苦的环境下作战，常年得不到休整。老百姓只知道，天下好不容易统一了，皇帝却又逼着我们干活，拿着我们当牲口使唤，对秦始皇的愤懑，也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积攒起来了。

　　而秦始皇最大的错误，不是在于他做了这些事，而是在于他同时做了这些事。看看当时南北方的分布就知道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最初六年里，秦国30万大军压在北方对付匈奴，50万大军压在南方对付百越。这一南一北就是80万大军，等于两线作战，即使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两线作战也往往是兵家大忌，何况是一个立国不久、经济凋敝的新兴封建制国家。军队的事情还不算，民夫的使用却更触目惊心，在南方越族地区平定后，秦始皇陆续调动了40多万民夫南下开凿运河，打通驿道，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回来。也就是说，秦国在立国之初，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却一直还在做着大动作，一直在折腾。这些原本没错的事，却偏偏超过了这时期中国的承受底限。

　　但问题是，秦始皇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有说他好大喜功的，有说他不知下情的，有说他性格残暴的，然而从根子上，我们不得不说，秦始皇做这种事情很正常，因为这就是秦国国君的习惯。

　　看看战国时期秦国的历史就知道了，秦国在秦孝公改革后的130多年里，就一直处于折腾中。从秦孝公到嬴政，秦国除了有过短暂的罢兵外，几乎是无岁不征，年年打仗，但是秦国的国民经济不但没有拖垮，反而越来越强。秦国历代国君在使用民力上，从来都是不吝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