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2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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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壮法》，即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樘正式下诏修改《大明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
第十六章 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
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
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九边”，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
翻检明朝中期有关“海患”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奸民”，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的记录。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海匪”、“海寇”、“海贼”，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假倭”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真倭”。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奸民”还是“假倭”，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
【一】
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海商”，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
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啸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诚为实情。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聚宝盆”，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贸易伙伴”。《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
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杀鸡儆猴”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30年。
“海禁”口子的松动，是在明朝“靖难之役”结束，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明朝海禁与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将海外贸易权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进行官方贸易。但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
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来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来，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来。
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统年间，情况继续起变化，彼时明王朝承平日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垄断的商业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击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严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顿，严禁沿海边民私下与海外商人贸易。但新海商势力还是发展起来，比如在福建，就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网络，并在正统年间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邓茂七大起义。起义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但彼时明王朝刚刚经受“土木堡之变”，国家元气大伤，因而对参与叛乱的众多走私势力“胁从不问”。顾炎武的《日知录》上说此后“私通番者益多也”。
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开市舶司后至15世纪末的这近一百年，中亚国家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今不如昔，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国家价格暴涨，而转运东方货物的“马六甲航线”，这一时期正控制在西亚和东南亚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朝贡贸易”得到的中国货物，向西方国家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后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贡贸易”的负担。一面是市舶司管理松弛，外国朝贡使团往往违反规定，带来超过限额的货物进行交易，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单全收。“朝贡”的越多，明王朝赔本也就越多。同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自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开始，国家田赋收入连年锐减，朝贡贸易也就越发力不从心。
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规定凡外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但凡“私货”，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税。从此开始，原本负责监管私货贸易的市舶司，职责更多转向了税收。原本由市舶司监管的“私货互市”，改由市舶司在当地组织“牙行”来完成。所谓“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当地人组织市场，管理“私货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当地“有抵业人户”，其实就是与市舶司关系密切的当地商人。此时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时期，先是刘瑾乱政，继而刘六刘七起义，随后明武宗又北伐蒙古，游猎四方，上上下下花钱的地方很多。经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广东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银就达30万两，给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从此时起，市舶司的职权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势力借助“牙行”掩护，走私活动日益猖獗。
观明朝立国之后的海禁政策，至16世纪初叶，可谓演变甚多，海禁的严厉程度，可以说是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此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兴，东南沿海海商势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许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权限，也在一步步缩小，原先的包办一切，变成越来越多的放权。但与此同时，从永乐至正德年间，明朝市舶司的关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