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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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或许只在于一个科学成就的诞生和一种科学理论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他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但是他比许多儒生出身的学者要生活得更单纯，比起南朝那些沉迷于你争我夺的官僚们，也生活得更潇洒。
【三】
说到《大明历》，我们不得不把南朝的历法情况作一下简单的介绍。
在祖冲之以前的中国天文理论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错误：即太阳自今年冬至点环行天空一周到明年冬至点永远地吻合。天周（即地球绕太阳真正公转一周的周期）和岁周（回归年，即太阳正射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再回到冬至点的周期）不分。东晋的虞喜测出了太阳从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有一些差距，太阳并不能回到它前一年的起点。这个差距，天文学上叫做岁差，而在南朝“元嘉历”制定的时候，凉洲的学者已经提出了“闰年”的概念，认为600年中有221个闰年的比较精确的意见。但是作为修订者的何承天并没有采纳这一成果。在当时的南朝，国家通用的历法依然是何承天所用的《元嘉历》，祖冲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且写出了《大明历》。
在《大明历》中，祖冲之区分了回归年和恒星年，首次把岁差引进历法，测得岁差为45年11月差1度（今测约为70。7年差1度）。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1481日（今测为365。24219878日），直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杨忠辅制统天历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确的数据。采用391年置144闰的新闰周，比以往历法采用的19年置7闰的闰周更加精密。定交点月日数为27。21223日（今测为27。21222日）。交点月日数的精确测得使得准确的日月食预报成为可能，祖冲之曾用大明历推算了从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到大明三年（公元459年），23年间发生的4次月食时间，结果与实际完全符合。得出木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即定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年（今测为11。862年）。给出了更精确的五星会合周期，其中水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也接近现代的数值。提出了用圭表测量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
这是中国天文历法中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那一年祖冲之只有33岁，而他所反对的对象，《元嘉历》的编写者何承天是南朝有名的人物，其家族在当时的南朝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为了知识的真理而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祖冲之用他的倔强和执着第一次在南朝的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单纯的他却不知道，这初出茅庐的第一枪，让他不幸地卷入到一场政治的纷争中。
公元462年，即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祖冲之向朝廷上书，要求废除《元嘉历》，改用《大明历》，这是他与士族阶层以及传统知识阶层之间的第一场冲突。毫无疑问，祖冲之的主张遭到了猛烈反对。比较可笑的是，尽管祖冲之用详实的科学数据和客观规律，对《大明历》做了最为详尽的证明，却依然无法压倒反对的声音，因为那些反对者们本身就不懂得自然科学的规律，他们的理由多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以道德战胜科学，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悲剧曾不止一次发生过。反对者中叫嚷最凶的，当属宋孝武帝的宠臣戴法兴，他的理由很简单，改变历法是有违祖制，天理难容。这个几乎是扣帽子的理由在当时得到了所有反对派的响应。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皇帝的宋孝武帝本身就是通过不光彩的篡权登上皇位的，这位帝王生性荒淫，喜怒无常，修改历法一事，触动了他政治生涯中一块禁地，如果废止《元嘉历》，也就意味着是对先皇的否定，中国的政治家们往往喜欢把简单的学术争论上升到政治高度。从《大明历》的争论到20世纪的海瑞罢官事件，不同的史实中总包含着相同的内涵。今天的人们总把戴法兴当做抨击的对象，然而作为皇帝的宠臣，他反对的声音，恰恰代表了主子的意见，于是《大明历》遭到了无情的搁置。这件事对祖冲之而言是一场巨大的打击，当纯粹的科学主义者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发生冲突的时候，遭到失败的往往是前者。我们可想而知当时年少气盛的祖冲之心中的愤懑与不平。在那场反对《大明历》的运动中，宋孝武帝动用了所有的反对派与祖冲之展开论战，在那个年代里，因言论而杀人还没有形成，持不同政见者的下场，最多不过是遭到围攻然后被贬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也可以说是一个幸福的时代。在那场激烈的辩论里，祖冲之接连写下多篇驳议，这些驳议让当时的守旧派哑口无言，也同样是中国天文学发展历史中重要的理论著作。以科学去对抗政治，以有知去对抗无知，从这一刻开始，祖冲之人生鲜明的烙印也由此而定格。
遗憾的是，就是在那一年，宋孝武帝驾崩了，于是所有关于《大明历》的争论戛然而止，满朝的文武忙碌着处理宋孝武帝的丧事，这部饱含着心血的历法也因此被长久地搁置了。20多年后，素来赏识祖冲之的齐竟陵王萧子良再次上书，要求颁行《大明历》，又因为文惠太子的病逝而搁置。而这中间的几十年，恰是宋齐朝代交接，血雨腥风的几十年。不过我们可以留意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这段时间里，无论皇帝的品行如何，无论政治环境黑暗与否，祖冲之的研究工作丝毫没有中断过，科学研究在当时社会俨然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治浊流以外的群体。这不仅仅是因为祖冲之个人性格所致，也同样是因为中国古代科技制度的缘故。科学研究在当时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科学家也成为纯粹的业务工作者，而非投机的政客，只有纯粹的学者才能够缔造出最为纯粹的学术，这一点在南北朝科技历史上得到了证明。
【四】
让今人更加扼腕叹息的，是祖冲之的数学成就。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然是圆周率，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虽然祖冲之在1000多年前就成功地取得了将圆周率推算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的成就，可是在国际上，这一项举世的创举曾经在很长时间没能得到认可。公元1573年，芬兰人安托尼滋取得了与祖冲之一样的研究成果，虽然他的时间比祖冲之晚了1000多年，但是国际上依然把这一研究成果归结到了这位欧洲数学家身上，这项让中国人自豪万分的发现，在国际上有个通用的称呼：安托尼滋率。
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也许我们可以嘲笑欧洲人坐井观天，也许我们也可以痛惜自满清以来中国的退步导致了中国科技地位在国际上的日益下降。但一个重要的事实却是，自明清以来，中国史家对于传统科技成就的漠视是惊人的。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斥责为“奇技淫巧”，而作为伟大发现的圆周率也不幸被归列到了这个群体之中。甚至于今天，当中国的学者提出来，要将安托尼滋率改称叫祖率的时候，我们从史册中寻找证据的工作都变得非常艰难。在国内某个大学论坛上，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曾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在祖冲之成功地将圆周率推算到七位数后，之后的1000多年，中国再没有人超越他的这一成就。”这一方面既说明了祖冲之的伟大，却也说明了自祖冲之以后，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出现断代的无奈事实。
与圆周率一样震惊世界的，还有祖冲之重要科学著作《缀术》，这是他与儿子祖暅合写的数学论著，父子二人的许多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部书中，而且本书还对中国传统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做了十数篇修正的论文。在唐朝的时候，《缀术》是学生的必修科目，而且还传到了朝鲜与日本。随着五代十国的战乱，这本书因此而失传。与圆周率的绝唱一样，《缀术》的失传也是让我们痛心的事情。
但是这丝毫不能掩盖祖冲之的数学成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的数学成就是对中国传统数学的一场颠覆。在圆周率的推算中，他改变了前人利用割圆法进行推算的方式，首创了“筹算法”，而这一成就也被后世的学者所沿用。唐代的高僧一行与宋代的天文学家卫朴都采用了祖冲之的推算方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更值得让我们注意的是，南北朝之后的唐宋元三朝，在科举制度已然确立，自然科学日益边缘化的情况下，依然成为了中国古代科技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唐宋元三朝一系列重要发明的诞生，都与祖冲之的理论思想和科研思想有着莫大的关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让今天的我们依然受益无穷，而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一个叫祖冲之的学者，也同样用他卓越的成就改变了未来的世界。
【五】
很有趣的现象是，祖冲之经历了宋齐梁三朝，并没有遇到什么明君，可是这些口碑都不怎么好的皇帝，对他的态度似乎还不坏。
祖冲之最早进入华林园学习，是得到了宋孝武帝的推荐。宋亡之后，祖冲之同样是齐竟陵王萧子良家宴中的常客，与后来成为梁武帝的萧衍更是好友。而萧衍在登上皇位以后，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将祖冲之创办的《大明历》颁向全国。当时的祖冲之已经过世10多年，倘若泉下有知，也同样可以含笑九泉了。
中国的文人墨客们，在创作文学作品时，有相当多的人都在抒发着“怀才不遇”之感，更有许多人在政治失意之后期盼着“明君”的到来。按照考核帝王的标准看，祖冲之经历过的几任皇帝没有一任是“明君”，相反“昏君”倒是不少。宋孝武帝荒淫乱伦，齐高帝笃信佛教。祖冲之生活过的72年，恰恰是南朝政治最黑暗最混乱的72年，这样一种环境却可以给他大展拳脚的舞台，不能不说是让后世的知识分子感到羡慕和向往的。
电视剧《海瑞》中，海瑞曾和张居正有一段对话，张居正说：“我所有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