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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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刘表在荆州的“中庸”，给荆州带来了繁荣，但是他的失败，也是因为中庸而起，原因很简单：这是个乱世。
刘表所处的东汉末期，是一个群雄并起，弱肉强食的时代，你不去吞并别人，结果就是被别人吞并。刘表以“中庸”为策保境安民，这样的政策，在北方实力均衡、相互攻杀不止的时代，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如果北方出现一个横扫天下的枭雄，这样的政策，是注定会失败的。荆州这个地方，长期以来经济发达，没有北方的彪悍民风，所以刘表虽然有十几万军队，但是战斗力实在不敢恭维。选择和平，哪怕是屈辱的和平，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刘表只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刘表还有另一条路：东征东吴。
虽然东吴在后来成为“三国”之一，但是在刘表生活的年代，东吴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如果刘表能够占有江南，凭借江南和荆州两地的兵马，即使不能统一北方，也完全可以构筑坚固的正面防线，把长江沿岸连成一片。如果这一步成功的话，刘表至少有足够的能力和北方划江而治，就像后来的东晋一样。特别是在曹操与袁绍相持不下的时候，正好是刘表扩张势力的最好机会，刘表却放弃了，他只是想严守边境，结果强大起来的曹操，在击败了老对手袁绍后，转头就给了刘表致命一击。
相较于之前的“用人用其长”，后来的刘表在用人上有很多失误，虽然他手下英雄云集，但许多都和他分道扬镳，还有一些虽和他合作，却面和心不合。我们前面说过，刘表从起家到发家，用人上不看出身，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用人不看出身的刘表，这时却走入了另一个误区——看关系。他重用的大多数人才，无论出身怎样，都有一个共同点：和他有裙带关系。荆州的人才，要想得到刘表的赏识，要么要和他有亲戚关系，要么就要走他的亲戚们，尤其是他的外戚蔡家的路子，否则是很难得到任用的。刘表的性格也有猜忌的一面，他的猜忌和曹操不同，曹操有时候好卸磨杀驴，刘表更甚，基本是磨没卸，就把“驴”给杀了。比如荆州名士刘望之，因为一次进谏时言语上的冲突，就被刘表当场杀害。到他统治的后期，荆州的人才纷纷活动，要么投奔北方，要么转投西南，很少有为刘表所用的。这样的局面下，刘表又能支撑多久呢！
刘表最大的悲剧，就像王夫之说的，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儒生出身。他可以是一个合格的演员、歌手，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家都需要头脑，反观刘表，其笼络的贵族却大大缩水，可见其驭人之道。
公元207年，一生扑在工作上的刘表，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他的死，对汉帝国是一个沉重打击。这时候，统一北方的曹操已经大举南下，刘表病重期间，曹操势如破竹收拾荆州的土地。刘表苦心维持近20年的荆州，就这么结束了。当年繁华的局面，在之后荆州的战乱中几乎全部被毁，唯一例外的，就是他开创的荆州学，之后两千年，它一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朵奇葩。
第三章 欧洲最景仰的中国医生
所谓“乱世出英雄”，东汉末年至整个三国，是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的乱世，而且各个阶层都有。从横扫天下的帝王，到走街串巷的医生，名垂青史的人物一抓一大把，几乎每一个在这个时代有“出镜率”的人物，在后来的历史中，都会被演义成一段传说。直到今天，说起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即使是对历史最不熟悉的朋友，也可以如数家珍。
但是，如果要问海外的西方人，特别是那些对西方中世纪的苦难有深切了解的人，许多人也许会不约而同地说出一个答案：张仲景，一个这个年代里的中国医生。
说医生，特别是东汉末年到三国的医生，在中国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莫过于华佗先生了。正史中的记载，外加野史中的八卦，让这位老人家成了历代中国人公认的“神医”，甚至成了形容医生医术高明的代名词。若纯粹以医学成就论，知名度不如华佗的张仲景，其成就丝毫不在华佗之下，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医学成就，已经超越了国界，拯救了东西方的人类。在中国的历史书中，身为医生的他，有一个前无古人的崇高称号：医圣。
之所以有此地位，原因只有一个：比起华佗药到病除，可治百病的神话，张仲景不是神话，而是一个事实。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攻克绝症——鼠疫的人。
张仲景，生于公元150年的东汉时代，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医生是个低贱的职业。张仲景出身不差，在汉朝，他的家族是世代官宦大族，到他这一代虽然中落了，可依然还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张宗汉曾在东汉做过地方官，张仲景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按照他父亲的设想，张仲景应当刻苦读书，将来谋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可放到张仲景身上，这样的人生理想却“跑偏”了，张仲景最感兴趣的书，是医书，最大的愿望，是做个好医生。
说起张仲景这个选择，现代人都说他很“伟大”，但封建社会的史家们，却有很多说他匪夷所思，一个上流社会的子弟，非要去做身份低微的医生，放在谁身上都是“奇闻”。张仲景之所以如此，按照很多史料的说法，是因为他在家中藏书中，读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典故，对扁鹊非常佩服，做医生的愿望从此开始萌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小时候曾经生过一场大病，甚至差点因此丧命，幸亏他生活的南阳郡有一个名医张伯祖，经他的诊治，才算把小张仲景从鬼门关上给拉了回来。痊愈之后的张仲景，从11岁开始跟随张伯祖学医，历经数年终成大器。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记录在张仲景后来的著作《伤寒杂病论》中，他在序言里写道自己家族中有十分之七的人，都死于这种叫伤寒的病，而在他所生活的南阳郡，东汉时期更是伤寒瘟疫的重灾区。从小到大，耳闻目睹了这种疾病带来的灾难，也因此萌生了战胜这种灾难的愿望。
说到“伤寒”这种病毒，后人既熟悉又陌生，也有人把这种病简单地说成感冒，但是在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时代，伤寒是一种意味着死亡的不治之症，在欧洲它有一个更恐怖的名字——黑死病。伤寒并非起源于中原地区，而是来自北方蒙古草原，在西医里，它又被称为草原鼠疫病，简称叫鼠疫。说到这种疾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千年的历史中不胜枚举，比如在中世纪西方大规模的鼠疫灾难中，整个西欧四分之三的人口死亡，以至于它有了一个别名黑死病。在西欧之前，东汉时代的中国，也在遭受同样的灾难。
鼠疫的传入，起于西汉和匈奴帝国的战争，这种发端于北方草原的疾病，因为持续的战争被带入了中原汉地。早期的中医，对这种疾病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从西汉武帝时代开始，这种疾病就周而复始地在中原地区爆发，特别是每当有战争、饥荒、地震等自然灾害出现的时候，这种疾病更会大规模地爆发。根据现代许多西方地质学家的研究，公元2世纪左右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一段“地质活动活跃期”，活跃的结果，就是从东汉中期开始频繁发生地震。而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地震知识，每次大规模的地震等灾害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瘟疫，在当时，鼠疫就是其中的主角。如此一来周而复始，给整个中华民族，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仅仅以人口论，西汉中期，中国人口曾经达到了创纪录的6000万人，但是从此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人口一直没有恢复到这个数字，直到举世闻名的唐朝“开元盛世”时期，才真正超越了这个记录。其中原因，除了持久的战乱之外，就是循环爆发的瘟疫。这样的情况，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人类文明中毁于瘟疫的不在少数，而这时期鼠疫的破坏，也一次比一次加剧。
这时期的张仲景，开始了自己的学医之路。他的老师张伯祖，是个非常称职的老师，不但教他医术，更常年带他在外行医。张仲景本人也勤于学习，医术进步很快，当时张仲景的一个同乡就断定张仲景的身上没有官宦之气，外加他才思敏捷，思虑周密，只要静下心来研究医术，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医生。事实也照着他的预想进行，20出头的时候，张仲景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张伯祖开始让他独自行医，在病人的评价里，他这时候的医术，已经追上了他的恩师。
但是被认为不适合做官的张仲景，在他学医的关键时期，却不得不暂时放下学医去做官了，原因，还是来自张仲景家庭的压力。张家世代为官，张仲景的几个兄弟死于疾病，张仲景的父亲，希望张仲景能入朝为官。在父亲的反复教训下，张仲景为了“孝道”，最后屈从于家族的压力，东汉灵帝在位的时候，张仲景参加了“孝廉”考试。东汉的举孝廉制度，被举孝廉的人都有官做，但需要参加考试来考核能力。张仲景的考试成绩不差，因此成了长沙太守。可张仲景却把太守一职，做成了一个医生，他到长沙之后，除了忙碌公务之外，其他时间就是研究医术和看病。那时候的长沙，属于“烟瘴之地”，即疾病多发的地区，当地经济落后，瘟疫横行。张仲景到长沙后，就接连赶上当地的瘟疫，作为太守，张仲景主动配药，并且在衙门门口熬好药汤，义务分发给老百姓。到了后来，他干脆在当地的衙门里坐堂，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当地的百姓都可以到衙门求医，这种行医方法，也让他有了个绰号：坐堂医生。
张仲景医术的精进，就是在他任职长沙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