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铁血中华-第4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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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法律是社会的底线。因为军法就是军队的底线，这是不允许突破的底线。临阵逃脱，偷盗，抢掠，那都是我们的军队不允许的事情。出了这等事那是绝不允许放过。这就是底线。但是投弹没有达标，各种基础训练没有通过，我们采取的措施目的是让大家达成标准。而不是把那些同志打了军棍，咱们就爽了。更不是咱们说他们是坏人，然后就完事了。刚进军队的人，谁是天生就能达成标准的？我没见过，你们见过么？！”
韦泽所讲的内容平和中正，又把理论上的东西解释的清楚。大家或许有些能理解，有些理解不到，但是听了之后都有些明白过来的感觉。
“所以说，行政处罚的标准比法律要高。所以说，行政处罚可不是社会底线，这点大家给我弄清楚！”韦泽继续讲述着自己对法律、行政的观点。说这话的时候，韦泽突然觉得浑身轻松。正义的确是大家所追求的，但是定义出一个正义，并且对正义进行讨论的行为却往往不是大家在乎的。而且对正义的定义还有偏于苛责的倾向。现在韦泽就在定义正义，这种感觉实在是好。而解决了自己思想上的问题之后，韦泽感觉到了相当的欣喜。
“最后的是党纪，政纪。这就是更高的要求了，可以说很多人做不到。我们光复党的党员们之所以是党员，是因为大家发誓要推翻满清，发誓要砸烂旧世界，建立起一个新世界。这个过程中间要面对无数的艰难险阻，不仅要打倒敌人，更要让自己战胜自己的弱点。正是因为平常人做不到，而我们光复党的党员能够做的比平常人好很多，所以我们光复党党员才会被委以重任。可这个标准是针对我们光复党党员的标准，可不是你随便拉出一个人就能对人家这么要求的。不是那回事的。这可不是社会底线，也不是在某个行业要达标的标准，这个是大家努力追求，努力锻炼自己还未必能做到的事情。我可以说，如果是拿这个标准去随便找人要求人家做到，那只能说是我们自甘堕落。”韦泽说到这些之后情绪激动，他是忍不住对此要做出长篇大论的讲述的。但是看着代表们愕然或者不解，或者若有所思的表情。韦泽逐渐锻炼出来的冷酷的执政者的理性提醒他，这个问题现在只能说到这里了。再说下去那就是画蛇添足。
当然，韦泽也确定了一件事，未来的政治工作就是把这几个关系，这几个标准先给理顺。如果这个基本认知无法理顺，无法被光复党的党员们认知。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基础。
话头一转，韦泽把内容拉回到现在大家正在面对的问题上，“好人和坏人是基于基本情绪的观点。如果我和张三与李四不对付，有矛盾，或者干脆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这家伙。那么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张三或者李四是坏人。那为什么张三或者李四是坏人。不需要理由，他让我不高兴了就是坏人。我现在可以对大家讲，我反对吴辽同志的提议，并不是我觉得吴辽同志是好人或者坏人。也不是我认为没有好人或者坏人。我反对这个提议是因为吴辽同志的提议没说到点子上。我们惩处犯罪份子，我们对不合乎各个行业规则的同志进行处罚，或者是某些党员或者政府干部们并没有符合党员与政府干部应该做到的标准。这些不能简单的用一句好人坏人来解释。这种解释对办事没有任何正面帮助，还要帮倒忙！我们是来做事的，我们不是来置气的。”
说了这么一通，韦泽最后大声说道：“这次除了这等事，大家散会之后立刻开始学习。我话说头里，谁把这几个道理给我弄不清楚，谁就别想回去！谁弄不清楚，就老老实实的给我留在这里学到完全弄明白为止。”
韦泽话音一落，韦昌荣、沈心、林阿生等人就站起来鼓掌。其他同志也不知道是真心还是假意，都起立鼓掌。这次的事情最终就以这样怪怪的方式收场了。
第88章 经济边疆（二十三）
“法律”“纪律”“理想”，韦泽认为这三个问题可能三四天就能搞定，结果一个礼拜过去之后光复党全国代表里面仍然有人没有闹明白。这些没闹明白的基本都是对“处罚”的认知不清楚，或者说这些人把权力与处罚混为一谈。
权力就是我说了算。被处罚等于是被抓住。这个到了21世纪也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韦泽发现在19世纪也是大问题。而且不少人如果坚持朴素的“我是在给都督卖命”的理念，好多东西他们也干的不错。但是这帮人明显缺乏现代国家意识，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权力与义务，更无法理解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的理念。
面对这样棘手的难题，韦泽也只能承认现有的国家理念并没有被大家完全理解。那接下来能做的只剩了一件事，那就是把能够胜任的同志派出去工作，不能胜任的留在党校干校里头培训。
这场整个解放区之内的人员调动从1864年初开始，一直折腾到1864年7月才结束。各个省的党委书记拉了一次大调动，凡是理念不清，职责不明的，统统调到中央党校学习。
而各省、府、县的党委书记们到了地方上之后，都要开战大规模的学习工作。韦泽下令，如果有人不能接受遵纪守法的理念，那就可以从光复党内清退。如果本人认为不能接受组织纪律的管束，可以提前退休。
从各地的汇报来看，见到光复党中央要来真格的，清党、劝退，整个风气倒是焕然一新了。现在距离天下统一还早的很，如果现在退出光复党，不仅个人前程全没了，那些还有可能增加的退休金同样泡汤。到了牵扯自身利益的时候，大家的选择倒是空前的一致。那就是“坚持下去”。
当然，这也不是想坚持就能坚持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一开，各地出现的党员干部腐化堕落问题被揭发出很多，不少干部幡然落马。而光复党的这帮党员们看到自己战友们倒霉，就拿了旧时代的地主、士绅、读书人撒气。在光复党以及政府内部，对这些人出现了一次大清退。出身不好的成员全面被波及，至少在韦泽看来，新政府与旧时代之间的确有彻底决裂的迹象。
当然，党内早期干部里面也不乏“出身不好”的人员，这帮人对此是多有批评反对的。不过韦泽对此倒是没有太大的不爽。这不是新中国时期面对外部巨大的压力，所有能干的人都要想方设法的拉拢到旗下。现在旧时代的人员里面有留学生么？没有！旧时代的人员里面有新思想么？没有！旧时代的人员愿意与光复军一起解放全中国么？没有！既然他们没有主动与旧时代一刀两断，韦泽也实在是看不出非得把这帮人拉进新时代的必要。
所谓不平则鸣，整个1864年，无论是两湖与淮南等地的地主，或者是一部分因为遭到光复党排斥，所以愤而“投奔朝廷”的文人，他们给满清带去了“韦狗倒行逆施，百姓流离颠沛，期盼王师恢复国土”的消息。
理应高兴的满清朝廷却没有任何因此而高兴的迹象。
拜曾国藩所赐，前往北方“投奔朝廷”的人中间没有江西人。太平军与曾国藩在江西的拉锯战中，曾国藩的湘军动辄抢掠，肆意“驱使百姓为前导”实施攻城。江西人口本来就不多，被湘军屠戮了几百万人之后，土改没遇到什么问题。江西老表们觉得宁肯接受土改，都不会去投奔曾国藩归属的满清朝廷。
当然，满清朝廷的不高兴并不是因为江西对朝廷离心离德。更不是光复军此时有北上的消息。光复军此时根本没有北上的计划。除了内部的整顿之外，光复军的主要力量都在南下。
1863年与法国人达成了协议之后，光复军在东南亚没有了名面上的敌人。不担心战争的光复军派遣了一支舰队南下罗婆罗洲。这支舰队全部人员高达四千余人。这支军队乘坐着吨位超过5000吨的蒸汽风帆动力船只在婆罗洲登陆之后，整个兰芳共和国的人都震动了。
荷兰人一直对占据了整个婆罗洲的兰芳共和国虎视眈眈，为了自保，兰芳共和国曾经表示要投效满清政府。第一次与第三次大烟战争打完之后，满清彻底给洋人跪了，法国人也猛烈入侵越南。荷兰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光复军展现出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正是兰芳共和国所需要的，他们很快就与中华民朝达成了一致，兰芳共和国改为兰芳省，正式成为了中华民朝的一部分。
原本在这里的中国人多以淘金等行业为业，成为了中国一部分之后，新政府替兰芳这边进行了规划。热带地区降水量极大，土地贫瘠，偌大一个兰芳省全部人口也不到百万。既然这里土地不值钱，所以土改根本就没有阻力。兰芳省优先发展橡胶园、棕榈园、香料为核心的经济作物，包括粮食，工业品等产品，则由大陆这边向兰芳输出。
1864年8月，一支从福建出发，跨海进攻台湾。到了10月，满清在台湾的官府正式投降。
新政府在海上的全面扩张直接导致了大量预算都被投入了与海运有关的行业，加上内部的整顿，所以对北方的进攻已经全面停滞。
但是北方的满清并没有因此得到喘息之机，其内部的问题倒是愈演愈烈了。
韦泽看过一个有关满清时代的“野史”。据说有一个御使，弹劾某人升官极快，认为此人大有问题。别人告诉他说，这个人升官快是因为镇压太平天国有功。那个御使说道：我从没听说过太平天国什么鸟事。
这个野史韦泽是当作完全的笑话来看的，可这也说明了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北方的影响其实不大。现在的局面可就完全不同了。光复军陈兵淮河以南，自打黄河改道之后，淮河与黄河之间出现了大面积的“黄河古道”。这里的水自然没有全干，大片的沼泽与湿地都成为了难以居住的地区。在黄河没有改道北上之时，这里还有大河阻碍。现在这片地区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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