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伐清-第4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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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策论同样可考较文笔。”朱永兴断然摇头，停顿了一下，缓和了语气，说道：“不必管那些物议，即便是有考生罢考，朕也不改主意。今时不比往日，民心求治，几个死捧八股的读书人，还翻不了天。”
“万岁英明神武，再造中华，几个迂腐文人自是不足论。”查如龙苦笑了一下，说道：“微臣只是担心万岁的名声受损，毕竟八股是高皇帝所定，又是延续数百年的取士之准，骤然废除……”
“高皇帝驱蒙元，功莫大焉！”朱永兴停顿了一下，话风一转，沉声说道：“高皇帝是英雄，然是完人否？所制便不可更改否？别的先不说，只文字狱和八股取士，朕便深恶之，非改不可。”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这并不是满清的独创，而是继承，并将之发扬光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中国文化逐渐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
在明朝，文字狱尤以朱八八始，且最酷烈。比如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
还有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无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皇帝想杀谁，完全可以胡乱解释，随意指罪。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如果当权者有这个嗜好，那对知识分子便是一场灾难，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罪名。
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万马齐喑时，则意味着愚昧、欺诈、僵化、落后……
中国历史上仅有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一是朱元璋，一是刘邦。刘邦能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不可否认，朱元璋亦是英雄，于中华民族有大功。但象朱永兴所说，他不是完人，甚至是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并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
“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朱永兴突然极为严肃地看着查如龙，说出的话让查如龙都一下子惊愣住了，“高皇帝是这样说的吗？朕欲改之，汝看如何？”
……………
第一百零一章强盗的转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自朱元璋杀掉胡惟庸，并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后消失。皇帝从此便要在没有助手帮忙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对此，朱元璋应该是沾沾自喜的，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
一百多年前，英国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绝对**的弊端也日益暴露，终于被内忧外患所击垮，再次被异族统治。
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做船只，在封建社会，皇帝便是舵手。而无论大船小船，舵手非常重要。舵手如果决心向礁石上猛撞，谁阻止他谁就被杀或被投入监狱，再坚固的巨轮都会沉没。
朱元璋可以每日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用勤勉来大权独揽。但他的子孙们，那些生长在深宫之内和女人、宦官之中的大少们，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于是，便有了内阁和大学士，便有了宦官擅权。
在封建社会各种官职中，宰相的变化最为频繁，无定职、无定称、无定员，这是由君主**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君主既离不开宰相，需要宰相帮助办理政事，又担心宰相权力过重，会危及自身的权力，这是宰相官职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但不管怎样调整都没脱离这一核心，即皇权不断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而且，宰相制度无论怎样调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短暂的惊愕过后，查如龙想到的是之前曾经有过的。并且会随时间和情况而变化的宰相制度，并没有意识到朱永兴所说的“宰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宰相。而大学士组成的内阁制度中，大学士也可以看成是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可以看成是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见查如龙不得要领，朱永兴暗自叹息，苦笑了一下。岔开了话题。时间还很充裕，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事情。就目前而言，他作为帝国的舵手，是不大可能犯什么方向上的错误的。
而即便是别人当政，在大部分**王朝的开始时期，帝王也通常都能开明一点，对不同意见优容一点，于是生机蓬勃，俨然可开万世之基。到了后来子孙手里。就渐渐不耐烦，就渐渐严苛起来，从开明的**深入到野蛮的**，最后野蛮到了极点，灭亡也就欢天喜地地来结束这被历史唾弃的王朝了！
自己的子孙是个什么样子？朱永兴不敢揣测，更不敢断言。但以他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一个没有实权、处于“统而不治”地位的帝王，基本上是能够被长期承认和保持的。比如英国、荷兰、丹麦等等。
只有敢于放手。才能长久拥有。在权力的诱惑下，朱永兴不认为自己的子孙会有这样的魄力。所以。他要力争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这件事情。至少是要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比如象英国的“光荣革命”，制定并颁布类似《权利法案》的东西，限制住帝王的绝对权力。
这样的想法，在目前的世界上，恐怕也难以找到能够理解朱永兴的知音。“光荣革命”还要等十几年。大宪章也因为英国王权的强化而无人提及，要赋予其重新的意义还需时日。
当然，朱永兴其实也有着矛盾的心理，是继续他帝王的绝对权威，以领导国家走向正确的历史潮流。还是继续放权，使很多事情浪费在无休止的争论和商讨之中。最起码，在人们的思想达到某个高度，在政治机制达到他所期望的程度，在基本消除了国家的重大威胁前，他的乾纲独断会使国家在发展上少走很多弯路，会以更快的速度成为世界强国。
“国家的恢复重建恐怕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具有重复疆域的实力。时间太长，就必须要行非常手段，比如……”
朱永兴对这个时间是不满意的，无论是要强大国家，还是要继续推行他的远大理想，都非要走捷径不可。而这就必须他这个看世界看得最清楚的作弊者来指引，传统的手段，比如“轻赋薄役，厉行节约”等等已经不可能这么快起作用。
至于重复疆域的说法，朱永兴现在所看的地图是明朝宣德八年（1443年）所制的疆域图。在图上，俄罗斯远东地区，缅甸的约一半，不丹、锡金、克什米尔地区的二分之一，都是明朝的疆域。但现在，奴尔干都司、乌斯藏都司、西番五王驻地和哈密卫等辖地，都早已经失去了实际管理权，脱离了大明。
直观一些来解释，现在中兴后的大明的正式行政区只有两京十四省。两京即京师（河北）、南京（江苏），十四个省是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至于安南占领区，以及湄公、河仙两省，则并不在原有的大明疆域之内。
侵略扩张和恢复疆域在朱永兴看来是两码事，并不存在什么此消彼长的心理安慰。别人的要抢，自己的也要收回不是。在满清集团还未被完全消灭，在战争创伤还未完全愈合时，朱永兴要继续多面出击，就要用到他本意要不断削弱的帝王的**和权威了。
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当然也能达到目的，但时间却令朱永兴无法忍受。侵略扩张固然不太好听，可实用又快捷啊！至于什么仁义道德，那是人和人之间讲的，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
招募北兵，抽调南兵，广州军区的成立，意味着向北向南两个战略方向的逐渐形成。但在南面如何打一场投入少、收益既多又快的掠夺式的战争，显然还需要诠释一下新型战争的定义和内容。
“首先要目的明确，灭国夺地尚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掠取重建国家所需的资源和钱财，且不使军队陷入过深，成本要尽量小……”朱永兴已经露出了赤*裸裸的强盗嘴脸，听得众将有些发愣发呆。
……………
泱泱大国素来以宽厚和仁义来感召四方，现在却要行那赤*裸裸的强盗之举；而素来以强盗面目示人的满清集团，现在却是被打断了脊梁，缩于关外，急于得到喘息之机。但形势的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