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第3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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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动辄生咎。”
素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指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习气过重，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却不堪官场的“繁剧”。曾国藩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一切以为宽”，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惑、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使用重典严惩，打击的贪官污吏再多其实也只是少数，反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很可能祸及自身。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国家稳定（放到后世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腐败”。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只有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厥、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个别贪官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郭嵩焘当时并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剧正在于此。他“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因此想要凭一己之力起弊振衰，但纵然他“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
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郭嵩焘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练就淮军不久、人手紧缺的李鸿章之邀，于1862年春再度出山，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1863年秋，他又遽升经济富裕、对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广东巡抚，诏赏三品顶戴。不到两年而升此高位，可谓官运亨通，他也决心有所作为，不负朝廷知遇之恩。但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重重，与进粤“会剿”太平军余部、一向意气用事的老朋友左宗棠也顿生龃龉。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郭嵩焘左支右绌，最终在1866年6月解任下台，再次开始归乡闲居生活，而这次长达数年之久。
虽然归乡隐居，但郭嵩焘仍时刻关心时局，为国家前途担忧。
而正是在这几年之中，虽然洋务运动正在冲破守旧势力的巨大阻力，逐步发展，但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恶，民族危机在进一步加深，因为甚至连一向为中国看不起的日本也敢在今年找个借口侵略台湾了！
在刚一听说日本入侵台湾的消息后，郭嵩焘便忧虑万分，因为他在此前在任为官时，便已经见识到了中国沿海各地海防的空虚。而后战事的发展，则更加印证了他的判断。
澎湖水师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出后，沿海各地一片震恐，而日舰窜犯东南沿海，大肆捕掠商船，截断海道的传闻，更是让沿海各地一夕数惊，小儿闻倭寇之名而不敢夜啼！
而直到琅峤海战大捷的消息传来，这种惊慌的气氛才得以消失，继而转变成了盲目乐观的情绪，正在举国上下一片讨伐东洋之声时，凤山岛海战的失利和厦门遭日舰炮轰的消息传出，又令举国一片哗然，正当朝野上下不知所措之际，东海海战全歼日舰的消息又传了来，这才让这幕情节大起大落的悲喜剧最终得以收场。
对于这次“台地逐倭之役”的主角林义哲，郭嵩焘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对于林义哲未得皇命便自行将刘璈抓起下狱，他在心里却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在郭嵩焘看来，林义哲此举，未免过于莽撞了。
因为刘璈的背后，可并不是一个人！
第三百六十七章天底下最坏的人
想到林义哲已然数次得罪于左宗棠，这一次竟然将左宗棠的死党之一刘璈砍头示众，等于直接向左宗棠宣战，郭嵩焘禁不住为林义哲捏了一把汗。
对于自己的这位姻亲左宗棠的手段，郭嵩焘可是有着深切的体会的。
因为本来是“至交”的郭嵩焘和左宗棠，现以已经等于走到了“绝交”的边缘！
郭嵩焘之所以被解职，闲居达7年之久，很大程度上，即拜左宗棠所赐。
郭左二人本是至交，最早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相识，一同读书致仕。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局动荡，二人曾周历湘阴、东山等地，寻找隐居地点。随着太平军大起，咸丰二年（1825年）中秋前后，郭左二人还依约举家迁徙至白水洞“诛茅筑屋”以为邻。二人于乱世中相约为邻，其情谊可见一般。
当湖南情势危急，首府长沙面临被太平军围困之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请左宗棠出山，左宗棠初辞不就，在郭嵩焘的劝说下，左宗棠始应聘出山。左宗棠由乡野到建立事业功勋的转折中，郭嵩焘可以说起了“枢纽”的作用。此后，左宗棠的事业在跨出幕府实授官职的转折中，郭嵩焘同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嵩焘与左宗棠的私人情谊随着左宗棠的不断建功立业而日益密切，而摆脱“樊燮京控案”是左宗棠事业上的分水岭，也是二人关系融洽达到顶点的标志。
咸丰八年（1859年）冬天，性格张狂的左宗棠因湖南承州镇总兵樊燮不肯向其行礼而对其斥骂，并说动湖南巡抚骆秉璋将其革职查办（左此时只是师爷，虽说深受骆秉璋器重，代行抚事，但要总兵向其行礼实是逾矩，将樊革职更是过分）。樊燮不服，向有着姻亲关系深受咸丰皇帝器重的湖广总督官文控诉。官文素与骆秉璋有隙，想借机打击骆秉璋，便上奏朝廷参劾左宗棠横行不法。在这个左宗棠可以说等于要掉脑袋的时刻，恰好当值南书房的郭嵩焘听到了消息，立刻四处求援，并请求同值南书房的潘祖荫上奏求情（郭不亲自出马是为了避嫌），潘祖荫力陈左宗棠任幕府时的“实干”，并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经过郭嵩焘在内的湘军集团的不懈努力，左宗棠不但成功的逃过一劫，并且被授以四品衔，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从而正式走上了建功立业的道路。这是左宗棠命运与事业的转折点，郭嵩焘可以说功不可没。郭嵩焘对这一事件做出的果断而富有见地的第一反应，不但使左宗棠脱离了杀身之祸，而且使左宗棠步入了能够充分发挥才能建功立业的康庄大道。从某种意义上讲，郭嵩焘对左宗棠有着救命之恩，左宗棠自己也承认：“……郭筠仙与我交谊稍深，……此谊非近人所有。”
郭、左二人因同乡而结识为友，由于时局的发展而成为至交，同时还是属于同一军事政治集团湘军的盟友，这样的关系本来应该是坚如磐石，但谁也没曾想到，二人的关系后来竟然到了绝交的地步。
同治四年（1865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被筹饷、治军、内政搞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左宗棠率军入闽，追剿太平军余部汪海洋部和李世贤部。尽管最后二人合作剿灭了太平军余部，但二人的私交却因此决裂。
郭左二人的芥蒂始于同治四年三月，太平军余部进入闽南漳州，对浙江和广东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当时左宗棠所部驻防于闽省东北，由于太平军转进江西的去路已然被截断，太平军极可能入粤，作为广东省百姓衣食父母的郭嵩焘忧心如焚，派人去请淮军的郭松林部和杨鼎新部由海道前往广东协防。而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为了防范太平军汪海洋部转进浙江，李世贤部逃往台湾，奏调娄庆云部、席宝田部由江西进入广东协防，而且军饷由广东负担。而郭嵩焘认为娄庆云军应“专责严防江境”，于是奏请娄军停止入境，结果惹得左宗棠大为不快。
随着军情紧急，郭嵩焘仍力促淮军入境，防堵太平军，而左宗棠则奏请淮军回防江苏，坚决不欢迎老对头李鸿章的淮军部队到来，同时，为了闽浙的安全起见，左宗棠甚至打起了“以邻为壑”的主意，想要把太平军余部尽数驱赶入粤，结果和郭嵩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冲突。不久朝廷任命左宗棠节制闽、浙、粤三省军务，左宗棠从法统上取得了督粤的权力也就是领导郭嵩焘的合法性。为了不让郭嵩焘再阻碍自己，左宗棠连上四折参劾郭嵩焘，不过不是说军事布署上的事，而是称郭嵩焘“筹饷不力”，尤其责备粤省督抚不和，“至督臣之于抚臣，虽有节制之义，然分本等夷，彼此当以协恭为尚。遇有意见不和，则力争之，退则依然朋友之素，此和而不同之君子也。若必以相忍为和，则树党养交，弊从此起。臣下之利，非朝廷之利，臣愚以为臣下意见不妨时有，而是非要不可不明。”并且在折子里还提供了广东巡抚的候选人，迫使朝廷罢免郭嵩焘的意思非常明显。结果郭嵩焘被免职，被迫归乡闲居。
对于左宗棠的作法，郭嵩焘直到现在也还都想不通：
“……最不可解者，与某公至交三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