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第1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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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议甚好，臣觉得可行。”恭亲王恭声道，“此不失为长久之计。”
“只是少不得又有人拿来说事。”慈禧哼了一声，“你我耳根子便又不得清净了。”
“眼下便有一件麻烦事。”恭亲王知道慈禧还在为王家璧上折子的事生气，不由得叹息起来，“尚不知如何办理。还须皇太后示下。”
“噢？又有什么事？”慈禧问道。
“法兰西国公使刚刚送来邀函，法主将禅位于其子，届时将举行禅让大典，邀各国使节到贺。”恭亲王小心地措着词，“总署不知该如何回复，正议着呢。”
“议着？没人去总署闹吧？”慈禧太后冷笑了一声，“我估么着，这两天这折子又好多起来了吧？”
“皇太后说的是，总署未将邀函送来，便是怕漏了消息，言官生事。”恭亲王知道，“无识书生，若借机群哄，便又是一场大风波。”
“洋人的使节都驻在京城好十年了，派个人去法兰西一趟，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些个书生昧于天下大势，动辄拿什么夷夏大防挟制朝廷，真是可恶！”慈禧太后怒道。
虽然外国的外交使节1861年时便驻在了北京，但是清流们仍然激烈的反对外国公使觐见年幼的同治皇帝。为此恭亲王不得不以半摄政者的资格接见他们，并向他们表示皇帝尚在冲龄，不宜觐见。虽然外国代表们同意他的这种看法，即没有理由非要和一个年龄不到20岁的皇帝见面不可，但外国公使们仍然认为，中国皇帝一再推迟觐见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
事实上，清流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公使觐见，是由于外国人不肯行叩头礼，而这是和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之为“天下共主”的神圣理论以及古已有之的“纳贡”制格格不入的！
早在1867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总理衙门就这个问题征求过几个主要封疆大吏的意见。绝大多数人主张在皇帝成年以前应回避这个问题。李鸿章认为，与恭亲王接触就足以上达天听，直接觐见并不会使外国的外交使节们另有所获。至于皇帝成年后的觐见仪礼问题，他主张可以允许外国公使沿用晋见本国国主的礼节。曾国藩则认为，康熙皇帝当年曾经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下属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国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国的习俗。曾李师徒的建议无疑又遭到了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绝不可从外国之风俗，变华夏之礼制”。
连外国公使觐见都反对成这个样子，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就更不用提派使臣去外国道贺了。按照他们的理论，天朝上国，遇到这种事，都是派使臣去外国宣旨册封，哪有去道贺的道理？
慈禧太后越说越怒，“人家法兰西国主送还国宝，我还想派个人去答谢呢，顺便看看能否交涉，将其余的国宝也要回来，他们上折子反对，说宁可国宝不要，也不能示弱于法，派个人去交涉，怎么叫示弱了？我要修园子，他们说没钱，好，不用国库的钱，用海外殷商的报效，他们又说这钱用不得，用了就是以夷变夏！真是岂有此理！”
恭亲王听着慈禧在那里咆哮，心里明白慈禧太后已经拿定了主意，一颗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
既然太后同意了，下面的事儿，应该还不算难办。只是少不得又要和那些保守顽固的家伙们唇枪舌剑一番了。
“六爷觉得，这事儿该怎么办才好？”慈禧太后问道。
“回皇太后，臣以为，这使臣该派还是得派的，断不可为了区区虚名，碍了两国交好。”恭亲王想了想，答道，“只是这使臣去的名头，不可说是道贺，得换换才成。还有这人选，也需仔细斟酌。”
“这样吧，叫大起儿，朝会议一下这事好了。”慈禧太后起身道，“使臣是必须要派的，这一块儿无庸置议，要议的，是去的名头，还有人选。”
“臣领旨！”
当众臣齐集勤政殿时，好多人惊讶的发现，不但同治皇帝和恭亲王全在，在帘子后面，两宫皇太后竟然也是全在。
看到不常出现的慈安太后也现身朝会了，众臣都预感到了今天的朝会的非同寻常。
自咸丰帝死后不久，慈禧与恭亲王奕忻定计，发动祺祥政变（辛酉政变），处死了肃顺等辅政八大臣，夺取了清王朝的最高权力。表面上，慈安与慈禧两宫太后以姐妹相称，共同垂帘听政，执掌国家最高权力。但慈安太后一般都是深居简出，政事基本都是由慈禧太后处理。以至于外人得出了慈安“优于德”而慈禧“优于才”的印象。
事实上，慈安不但城府很深，而且是一位大智若愚的女子。其实把她与慈禧放在一起做比较，就能够发现，慈安太后也绝不是一无是处。决定朝政大端，好多都是慈安最终拍板。只是因为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而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遇到朝政大事，慈禧不敢擅做主张，仍要征询慈安的意见。所以说慈安太后在控制局面、掌控权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
“今有法兰西国公使呈递国书，言其国主将传位其子，届时请诸国使臣到贺，共赴新君加冠之大典。”恭亲王道，“依万国通例，我国当遣使前往，此次出使，事关两国交好，以何等名义出使，使臣之遴选，诸位臣工有何建言，当细奏于皇太后皇上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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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一章朝议
恭亲王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大殿里的每一个人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此事万万不可！”大学士倭仁的声音高高的响起，“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为蛮夷之邦酋首道贺的道理？”
看到倭仁迈步出班，恭亲王心下冷笑，象是知道他会第一个跳出来，但并没有说话。
“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庚申之变，创深痛巨，此仇何能一日忘记？”倭仁大声道，“而今竟要遣使通好，此事传出，必为天下所笑，人心由此丧尽，还请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
“倭大人所言，甚是可怪。”文祥的声音响了起来，“不和夷人通好，难道还要和夷人开仗不成？”
文祥的一句话便将倭仁噎在了那里。
“真要开仗，是不是倭大人还要学胜保冲锋陷阵，替皇太后皇上断后，然后再来一次焚园之祸？”文祥厉声道，“倭大人，夷人求通好，你却在这里煽风点火，欲起衅端，你是何居心？”
“你！……”倭仁一时为之气结，他没想到文祥会在这里挑他的毛病，一时偏偏又说不出反驳之词，只是一个劲儿的在那里气得发抖。
“文大人言重了，倭大人的意思，是不可遣使去法，坏了朝廷的仪制。”大学士宋晋出班道。
听到宋晋一句话避重就轻的给倭仁解了围，而且把矛盾一下子便转到了朝廷外交上的“死穴”——礼制问题上来，恭亲王的心里暗生警惕。
中国传统王朝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其政治学说的核心便是“礼治”。清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对“礼治”传统的继承，成了其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自然，在礼仪方面的“刚性”也就较前代更强，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外国对清朝礼治传统的挑战，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马戛尔尼们所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下贸易条件的改善。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的办法是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在翻译的时候，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书。
文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意思乱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们”三跪九叩中国皇帝的关头，却总不免露出马脚。但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马戛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乾隆皇帝；清方文献却堂而皇之的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但嘉庆皇帝则不像他父亲那般满足于文字游戏，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把他们赶出了中国。
而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国势日衰，而这种可笑的自尊心却表现得更为强烈，如皇帝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就成了不可触犯的铁则。
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直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字之际，咸丰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
咸丰皇帝的担心，其实集中代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礼治”思想。
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称：“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结果因为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恭亲王奕忻。然后是签订新的《北京条约》，联军收获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