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第2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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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二十余枝。再者，兵工厂的规模尚称齐整，然而住屋多厂房少，枪弹两厂空气不甚流通，夏间暑气蒸灼，各匠之病不到工者十之四五。制造军械的原料，也大多来自外洋，因此产品价格昂贵，造不如买倒是很契合。
改造、整合，陈文强对广东兵工厂的机器设备还算满意，毕竟是新购置的，没有什么大毛病。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兵工厂的匠目，也就是技术骨干。其中曾赴德见习制造工艺三个月（这三个月的见习是以购买德国机器为条件的）的留洋技工更是为陈文强所看重，不惜重金予以挽留。
把广东兵工厂搬迁至琼州，无疑使陈文强完全控制了军火的生产和供给，而辅以科学管理后，创造效益也将是很快便能见到的事实。
搬迁兵工厂的同时，陈文强将兵工厂的数处土地发卖，又筹资两万元，投入黄埔船局，除刚刚大修并建成的三座石船坞外，再新建两座大型水泥船坞，并扩建码头；又整修机械，聘请技师。重开维修、造船等业务。
其实，陈文强接手黄埔船局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柯拜、录顺两座石船坞经修理后可供两艘千吨级轮船同时入坞。也可合供一艘五千吨的轮船进坞修理，但随着轮船尺度和吨位的迅速增大，三百英尺以下的船坞，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陈文强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合作，对船厂进行改建、扩建，并从香港招收华籍技工。首先开始制造两艘三千吨级商用轮船。
为什么不造军舰而是商用轮船，而且扩建船坞以修船为要，自然是关系到钱的问题。商用轮船是联合航运公司下的定单。修船也是马上能见到收益的，造军舰那就是白扔给广东水师了，官府哪有钱给陈文强。
现在陈文强把黄埔船局、水雷局、鱼雷局全部收到手中，两艘三千吨级的商用轮船也出厂一艘。另一艘再有月余也能下水试航。赚到的钱已经够这三个局一年的维持费用。
兵工厂、制造局这两个产业安排完毕，陈文强又把盐运使的职权充分使用。派人巡视广东各盐场，裁撤冗员，实行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办法，提高产量和质量，降低成本。同时，陈文强开始在智囊团的策划下，改革广东盐政。
说到盐政。在整个清朝时期也进行过数次改革，但官场的。监管的缺失，朝廷对利益的追求，使盐政由纲法而变为票法，经过数十年的流变，却重新回归到纲法的旧路上。
而通常来讲，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纲法在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现存制度有强烈的需求，这是制度的锁定效应，即制度的路径依赖模型。在这种情况下，靠自发的需求诱导制度变迁，是不能够实现转变的，这种锁定状态的打破必然要依靠引进政府的强制性行为。
陈文强有勇气，有魄力，但对改革也慎之又慎，只是在广东试行盐政改革。
首先是废盐引而行盐票，使盐业向更多商人开放。只要到盐政衙门领票就能经营，盐业行销的地界大大拓展，来去自由。官府按票加税，持有盐票越多的商人，税负越高。
其次是官运商销，利用广东的沿海优势，雇用联合公司的轮船，将盐批量运至各沿海港口，各盐商可凭票在就近港口仓库领盐。
再有一项则是官督商销：由盐运使衙门主持，召集各地盐商抽签选出盐商协会，与盐运使衙门确定加价额度，大致以二成为最高限价，以盐场出盐成本为最低限价，尽量避免恶性竞争，形成大商吞小商的垄断局面。
最后一项改革措施则是废厘为税，有票运盐，在广东境内各厘金局不再收费，减少运盐成本和盘剥环节。
纵观有清一代的盐法变革，无非是在纲法（盐引）与票法之间游走。票法之精髓，当在商人持票运盐，自由竞争，不得世专其利。故票法之利，利在小商小贩，小商多则大商不能垄断，商无垄断权力，恶习必少，官场积弊亦少，浮费得以减轻，本轻利厚，因而运销两旺，官府、商人与民众各得其所。
事实上，陈文强的改革措施有创造，却也有抄袭。但他和智囊团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纲法的积弊，也弥补了票法本身的致命缺陷，更使官商勾结的机会大大减少。
不管你是大商人，还是小民贩，只要在各地盐运使衙门持银领票，领到的盐的价格几乎是相同的。规模化的运输和就近取盐减少了个人运输的成本，废厘为税减少了盘剥环节，限价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恶性竞争……
总之，改革的措施是相对周全的，作为暂行办法也不是不能进行调整和完善的。当然，这些改革肯定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诋毁和反对，陈文强对此是有心理准备和防范措施的。
没办法，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利益重新分配与调整的过程。特殊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必然纷起而攻之。而这些人，自然是盐引制度的“时窟穴盐利之官胥吏”。
但陈文强决心已定，雷厉风行地开始实施这项迟到的改革。从而，那张充满魔力的纸片变成了废品，使靠盐引赚取垄断利润的盐商失去了特权，使普通百姓感到了盐价大降的政策红利。
接二连三的举措令人瞠目结舌，厘金局与巡警总局合并办公，各地的厘金所该撤的撤，该合的合，各所领导也重新委派。厘金重新确定，按照不同商品有免有减，也有增加的。
比如凭票领取的食盐，厘金全免；本省农产品，厘金豁减大半；本省工厂企业制造之产品，厘金减半；洋货，厘金加倍……
从以上也可以看出陈文强的思路，那就是变相地扶持民族工商业，打压洋货的销售，涉及到民生方面的更是予以优惠。既然他无法在关税上进行保护，对于洋货在销售渠道和终端予以遏制，也就是唯一的办法。毕竟洋货也多是要靠国内的商人经销，只要他们觉得经营成本提高，自然也就会丧失贩卖洋货的积极性。
新任两广总督袁树勋尚在路上，张人骏是胡混等待，广东就只剩下陈文强在上蹿下跳，挥舞着各种权力大棒，刮起了改革的旋风。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广东风气开放得早，几任总督都重视教育，这也为陈文强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广东法政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两广方言学堂的大批优秀毕业生被陈文强招揽聘任，还有警察队伍中抽调的精干者，将被委以盐运、厘金、制造局、地方警察局等各机构的官职，分赴广东各地，将陈文强的改革措施落实到位。
从表象上看，陈文强干得风风火火，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改革。而他自己把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哪里了呢？答案或许会让人吃惊，其实陈文强一直关注着清乡剿匪，一直在招募扩充警察队伍，一直要彻底扭转广东的治安。
其实道理并不难理解，陈文强想革除弊政，想鼓励扶持民族工商，想把广东这个蛋糕做大，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就是根本。（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二章剿匪清乡，新督似不满
清军于西南再遭大败，丢失防城和钦州两个港口，南宁亦撤兵弃守，战局似乎岌岌可危，广东面临重大威胁，清廷为之极度震惊。
但形势的发展却并不是急转直下而不可收拾。吴禄贞由琼崖兵备道升任广东陆路提督，亲率千余精兵赶至廉州府（今合浦）督战。经过急速整顿后，合十数个巡防营、广东新军共六千多人马，掘壕挖沟，重新构筑了防线，并挫败了乱党的“进攻”。
“乱党连续作战，加之雨季，道路难行，供给困难，已显疲态；然我军新败，士气低落，兵力不足，守有余而攻不足，对峙已是极限，或还有危险……”
对于吴禄贞的奏报，张人骏不觉得失望和疑惑，反倒是喜出望外。虽然去职已成定局，但广东暂无危险，还是令他感到欣慰。同时，这也证明他有识人之明，走马换将终于稳定了战局，对朝廷也算是有个交代。
既然吴禄贞报告说还有危险，那就只能继续增兵，以求彻底稳固防线。七抽八调，张人骏利用最后的时间，又从广东各地拼凑了五营兵力，开往前线。同时，他向朝廷上奏，请求钱粮、物资上的支援。
尽管把督办新军的差使交给了陈文强和吴禄贞，但陈文强也向他陈明了困难，短期内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新军的编练只能缓行延办。对此，张人骏也没有办法，只能要求陈文强尽心竭力，新军的编练则可以排为单位持续进行，积少成多。
简单地讲，张人骏就是要陈文强有钱就出，按照四十多人一个排的标准来编练新军。而不必非筹够一标或一协，甚至一镇的资金方才开始行动。
陈文强还是给了张人骏面子，答应用此法编练新军，并慷慨地拔付给吴禄贞一万元募兵费，还有百枝步枪。反正张人骏也呆不了多长时间，编练新军也有了他的章程。倒也不必一毛不拔。
之所以对编练新军不积极，当然是陈文强心中有数，只要总参谋部不下达命令，革命军是不会主动向东发动攻势的。何况他真的是苦于资金不足，难以提供太多的金钱。
陈文强暂时不肯向编练新军投入太多，但对扩充警察部队却不吝金钱。清乡剿匪的缴获，抄没盗匪和庇匪罪犯的家产，几乎全部都被清乡委员会截留下来，用于扩充武力。并把清乡向其他县乡推进。
既然知道革命军不会向广东发起进攻，即便进攻也是演戏作假，陈文强便又向吴禄贞借了五百人马，全部编入武装警察。又从组织、训练得较好的民团中招募了一百多人，配备最强的火力，组成五路清剿部队，亲自率领，突然进入南海县。开始纵横清剿。
“广东盗匪之多，以广肇二府为最。广更多于肇，广府属则以六大县为多，六大则以南海为多”。水匪、沙匪、盗匪、会党，在南海县可谓是全部都有，陈文强则准备充分，既有内线情报。又有他的异能相助，更有水师提督李准调动的内河炮艇巡弋盘查。
在陈文强所率领的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