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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香港电影夜与雾-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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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祯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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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四人青春行

20世纪80年代一度兴起的香港青春电影热潮中,我认为不无时代意义。事隔20年,当社会流行文化整体上均把80年代奉为圭臬,有人认为不无怀旧风潮的催化作用,以“30/20”(30年一个循环怀20年的旧)定律视之,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当年的确出现了一大批相关文本,可供后人回首重省时空上的蜕变演化。

一、锁定戏剧模式

所谓时代意义,乃80年代属香港流行文化起飞高扬的年代,新旧价值交替角力,事事均处于敏感的紧张时期。和60、70年代的青春反叛岁月不同,那时候的对照点,主要以西洋的舶来流行产物为本,于是成就了新浪潮一众的先行创作人。但回归本土落实在具体时空,下一浪后来者所面对的,肯定就是主导大众市场口味流向的春春受众,于是把青春逆旅配上本土色彩,就成为不可回避的时代挑战又或是创作责任。

有趣的是,我发现不少青春片,都是以四人行的角色设计来锁定戏剧模式。擅长专攻青春片的蔡继光对此最为乐此不疲,《柠檬可乐》(1982)中既有清纯可爱的周秀兰,但爽朗大方做舞女谋生的陈佩茜、贪玩豪放的富家女露云娜,以及正直重情的肥妹班长卢业瑂,同样为这出简单清新的青春恋曲添加重要的戏剧元素。及后蔡继光再接再厉,于《青春怒潮》(1986)又再来一次四人行重构,今次分别是何启南饰演读书不成去做了洗头仔的阿宾,苏志威饰演自杀不遂的好学生文杰,黄耀辉饰演愤世嫉俗的反叛青年念祖,以及由陈雅伦饰演成为众人缪思爱玩弄感情的富家女晓君。不久之后,由林德禄及宋豪辉执导的《我未成年》(1989)同样以四人行方式建构女童院角色的布阵,李丽珍饰演的阿珍是内心敏感的富家女,袁洁莹饰演的和平最为反叛大胆,陈加玲饰演的金锑则一切唯和平的意见是从,最后是温碧霞饰演玉琴则是常遭酗酒老父虐打的一人。四人建构出来的戏剧张力,正好成为社工Sandy(郑文雅饰)的工作挑战,也从而展示她见招拆招的攻心救人历程。

二、施展攻心术

我想指出的是,80年代的青春片不约而同有四人行的构思(其实1982年票房收逾千万的《靓妹仔》,同样是四人行的电影),表面上当然是为了丰富剧情的作用,通过主角及配角的圆形及扁平设计,从而希望可以生出对照及起伏跌宕的互补作用。然而从实际的效果视之,最终往往成为主题的重复演绎。上文提及的《我未成年》是最佳例子(《靓妹仔》亦可归入此类),四名反叛少女背景虽然好像互异,但Sandy的处理手法却大同小异,也是凭攻心术先争取少女的认同感,再身体力行站在她们同一阵线,到最后释放各人的心窗。简言之,四人行用来深化题旨的作用,可谓微乎其微。同样,在《柠檬可乐》中的四名少女,本来背景上的差异幅度较大,理应有较广阔的戏剧空间可供发挥驰骋,但创作人显然不过利用她们在制造更多的校园噱头,以致角色之间无论友情的营造,又或是对学校生活的苦闷批评都浅尝辄止。唯一较有用心的对照,是周秀兰对张国荣的纯情初恋,其实刻意与陈佩茜对新来英文老师的憧憬作平行映照。如果前者的入世未深导致她失身而一度苦恼不已,那么后者在色情场所打滚也不见得可以对爱情免疫,同样差一点被英文老师骗去感情(后来在工作的色情场所遇上他来光顾才纯情梦碎),可说是较能起到拓展题旨处理的一笔。

此所以《青春怒潮》容或是一出对学校批评得过分偏激的激情作品,但蔡继光企图突出朋友之间的内部冲突,我认为始终属较为善用四人行的考虑构思。念祖本来因家境富裕,一直是友侪中的幸运儿,但当阿宾成为洗头仔后得以自食其力,而自杀不遂后成了蹩脚儿的文杰亦成为出色的电脑商人,于是四人行的强弱易位便显然易见。到最后导演更残忍地安排念祖的女友晓君,亦因为贪玩而搭上了阿宾,致令念祖的所有依傍均悉数破灭。四人行的同途守道,反过来化为成长的最大冲击——大抵那才是四人行真正应起的戏剧作用。阿宾挨过念祖的老拳后,有一句问得好:“你为了这个女子而打我?”那就是青春成长的宿命抉择。

第2章 兵贼难分的青春

警匪片一向是香港电影的强项,而我认为其中隐含的青春主题元素,颇有一谈的趣味存在。

首先,一般港产警匪片中,若然设计年青警探形象,十居其九会突出他们的鲁莽冲动性格,来强化需要接受历练才得以真正成长的安排,典型的代表例子,当然是吴宇森的《英雄本色》(1986)。张国荣饰演的宋子杰必须通过中了谭成(李子雄饰)的圈套,最后在兄长宋子豪(狄龙饰)及Mark哥(周润发饰)的拯救下,才体会到手足之情而长大成人。

这类安排早在香港新浪潮时期已屡见不鲜,章国明是最喜欢拍警匪片的新浪潮闯将,他的作品钟情构思新旧刑警的组合,来带出新人的试炼蜕变过程。此所以无论如艾廸在《边缘人》(1981)饰演卧底阿潮,又或是张国强在《点指兵兵》(1980)饰演警察阿荣,两人的共通特点都是满腔热诚的警队初生之犊,然而却恍如未经琢磨的矿石,充满粗糙的瑕疵。即使聪明机警如《边缘人》的阿潮,他成功混入匪帮中,且得到一众伙伴的信任,而且把他们的行劫消息,准确地向上司(嘉伦饰)呈报。可是因为有一漏网之鱼阿华,成功逃回贼巢,而阿潮正好被怀疑是内鬼,于是命悬一线之间,幸好嘉伦故意放另一贼人回穴,贼人无辜成为替死鬼(被阿华认定为内鬼),阿潮才得以幸免于难。至于不济如《点指兵兵》的阿荣,更加不断被塑造成优柔寡断能力不足的年青警探,由未能成功向难缠的犯人套取口供,到看到断指立即呕吐大作,甚至连和上司周帮办(金兴贤饰)及辣鸡(王钟饰)打一场垒球也大喊吃不清,充分具象地反映出年青人未经雕琢前的不成器貌。

一、自我投射的认同

只不过警匪片中的青春刑警柔弱本质,很大程度都是虚晃,实情乃他们往往才是推动变化的正面动力。《边缘人》批判的其实是曾经同为卧底徘徊在生死边缘,复职后却间接“误杀”了阿潮的阿泰(金兴贤饰),身为老差骨竟然低估民情的凶悍,以致让阿潮被误认为是劫匪,被村民活生生打死!创作人更喜欢针对警队中的神枪手来加以讽刺,《点指兵兵》的辣鸡无疑教晓阿荣不少生存要旨,但身为神枪手的他却冲动异常,被漏网悍匪李标设计一枪杀害,到头来还需阿荣在盲打误撞下才得以置李标于死地(因滑倒而避过李标的致命一枪,然后发狂地用垒球棒把对方击毙)。《公仆》(1984)中的阿B(李修贤饰)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一次执勤行动中,他因为意外而把街上的小孩误杀,于是自责至自暴自弃,最后仍要靠年青拍档阿杰(艾廸饰)多番鼓励下,才得以恢复斗志,矢志去逮捕曾是好友的匪徒黑仔归案。点出以上的类似铺排,目的并非想说明创作人对年青探员的诠释,都存在似柔实刚的集体潜意识,反之我想强调的是——他们都不过是虚掩的幌子,其实都是为了电影主体中年干探的自省历程而存在(那往往亦是创作人本身自我投射的认同对象),到头来名副其实乃是一种青春远吠的玩意,主次本末之间的分野昭然若揭。

二、忽略了的层次

此所以在电影的文本中,年青警员往往需要牺牲性命,才得以完成中年干探的“成长”之路。《公仆》中阿杰被黑仔先毁容破相,后一枪了命,最后才激发阿B成就把黑仔缉拿归案的使命;《边缘人》中的卧底终极讽刺,原来并非死在败露身份命丧匪帮手上,而是被警方上司的疏忽置诸死地。

我认为最明晰的对比,莫过于对辞职引退的安排对照——在《点指兵兵》及《公仆》中,都有劫后余生的警员萌生退意,打算洗手辞职不干。前者的阿荣在表达意向后,却被上司周帮办晓以大义,暗示作为社会栋梁不应知难而退;反之后者的阿B却潇然而退,最后还以离开差馆前目睹新一批警员在操练集队作结,一种过来人的历练智慧油然而生。同样的出入生死体验,结果却是年轻人决定不来未来的路向,反而中年人则成就自决的命运。我认为香港电影中的青春元素,往往有如此或如彼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遗憾,其更深刻地存于创作人所忽略的潜意识层次。

第3章 明星梦里人

明星梦从来都是青春狩猎的固有特质,而在香港电影的系谱中,我发觉对青春明星梦的探寻指向,其实亦与时代价值的转变息息相关,从中正好从旁窥察出社会氛围的易帜。

一、从逆向角度反思

方育平的《半边人》(1982)对明星梦的思考最具生活实感。当然,从一开始他采取真人演绎自己的策略,而且把主角许素莹的故事搬上银幕,本来早就不会是一般的明星梦故事。此所以与题材相近的《劲舞》(Flash Dance,1983)正好大异其趣,卖鱼女与烧焊工的低层背景不过为类近前设,方育平关心的不是许素莹选择的结局(谁又可以说得清?除了无力的戏剧虚构),而是寻觅的过程。他甚至把对演艺生活的追求,尽量褪去明星梦的色彩,将《劲舞》式的出人头地程式洗涤,而把一切还原为普通不过的生活探索。更重要的,是强调突出对于低下阶层来说,原来追逐个人的兴趣,实践一己的意向,都可以举步维艰。

我想指出《半边人》的明星梦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有特殊的时代意义。那是香港正开始步上全面经济起飞的酝酿期,社会弥漫全民向上流动的乐观想像,各行各业都在发展上扬的轨道上。正如在戏剧班中,张松柏(王正方饰)问一众同学为何来上课,有人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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