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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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模式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备受争议，因为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说，一夜之间，我们过去20年的发展努力付之东流。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中，美国学者和国内不少学者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也就是说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引起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缺乏权力监督，钱权交易腐败，最终成为泡沫经济。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问题，需要注意提防和解决，特别要注意从制度上来解决，千万不要等到一发而不可收的时候才解决，那就太晚了。
但这里要作一个区分：第一，上述这些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属于我所讲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远远没有达到质的飞跃。这些国家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都远不如“四小龙”的水平，后来又盲目跟进美国搞金融自由化，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第二，东亚很多学者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金融投机大鳄兴风作浪，大发横财，这个过程本身也不乏诸多腐败因素。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和“赌场资本主义”（东亚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过早地开放、金融领域过早地自由化、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体系等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这场危机。苍蝇不叮没有缝的鸡蛋，苍蝇和鸡蛋上的缝都是危机的原因。我们在谴责和提防“权贵资本主义”的同时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遏制“赌场资本主义”，否则国际经济还会出现大问题。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海啸，重创了美国自己并祸害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例子。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曾说过这个危机“是对实行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不知他现在对这场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无数倍的金融海啸竟发生在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典范”国家该如何解释？为了证明西方模式是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还大胆地比较了博茨瓦纳和新加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强势政府的东亚模式不比西方民主模式好。他在《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一文中是这么说的：“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
阿玛蒂亚·森错了。笔者去过新加坡，也去过博茨瓦纳，两个国家有天壤之别。博茨瓦纳虽然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没有出现大乱子，矿产资源比新加坡多一万倍，但博茨瓦纳离现代化的目标还十分遥远，47％的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博茨瓦纳公共卫生政策失败，导致艾滋病泛滥，人均寿命一度低于40岁，现在也才50来岁。在联合国开发署2011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上，新加坡排名26位，博茨瓦纳排名118位。真不知道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怎么会犯如此常识性的错误。这也告诫我们，一定要相信“实事求是”，不要被一些理论权威所迷惑，我没有仔细研究过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学理论，但他关于民主的研究确实漏洞很多，经不起推敲。
在东亚及中国模式中，香港地区、新加坡、中国，或者说那些没有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社会倒是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台湾地区8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民主化”，但1997年金融危机时执政的还是国民党的团队。台湾陆委会原主委苏起曾对我说过，台湾国民党的文官系统，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是腐败的，而党的系统后来腐败了。换言之，台湾在一个称职的文官精英政府领导下，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换成后来搞民粹主义的民进党政府，8年换6个“行政院长”，是否还能够抵御这样一场危机，恐怕就难说了。
另外一个实行了西方民主化的是韩国。韩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确实可以追溯到60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意志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依我之见，韩国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90年代初又实行资本市场自由化，知识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客们忙于党争，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但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韩国在金融危机前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你只要比较一下韩国和坦桑尼亚：50年前，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还高于韩国，但现在怎么能比？两个国家有天渊之别，原因就是韩国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而坦桑尼亚还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中国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导向的政府。这个政府有能力凝聚全民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共识，保证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并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
其次，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采取了出口导向的政策，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并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当然出口导向政策也有自己的代价。中国还有“四小龙”难以比拟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经济也成为拉动推动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第三，中国也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
第四，中国也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
第五，中国也实现了某种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服务经济。
但中国模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1）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总体教育水准仍低于四小龙；（2）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起飞的同时，还要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3）中国有长期动乱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要百倍于“四小龙”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这30多年的成就来之不易，中国模式的成功自然也格外引人注目。
四、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
中国模式总体上是一种“稳健改革模式”，它有下列独到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多年长时期、大跨度的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过去20来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总人数的70％。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成绩，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将黯然失色。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消除贫困，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至9亿人（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在挨饿。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这不是包医百病的办法，但确实大大减少了新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瘫痪，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仅抵御金融危机这一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访问印度尼西亚，当地学者告诉我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过去20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很难想像如果中国未能抵御住金融危机，将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价值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震撼》一书中，我又把中国模式归纳为8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