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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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习废除死刑。老百姓为每日的柴米油盐而挣扎，艾滋病吞噬着大量的生命，政府连把药品发到基层的能力都没有，而各种政党却忙于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或民粹主义之实，结果往往是国家持续动荡、政府无力整合社会、经济与民生凋敝，甚至导致内战和国家分裂。这个问题在非洲特别突出。
中国结构性的变化也体现在国家财力的增强，这为我们今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回旋余地。你去发展中国家访问，如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日利亚、肯尼亚，会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现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少，马路上的路灯少，有路灯也不一定亮，不少地方的垃圾堆成山，阴沟污水四溅，但几乎没人管这些事。这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疲软和财力不足。要么是经济落后，没有多少税可以收；要么是政府能力弱，税收不上来；要么是贪官污吏截流了财税收入。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干脆主要依赖有限的外援，国库空空又导致了官员和军队的极端腐败、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非常有限，甚至连邮局、医院都处在半倒闭状态。
与此相反，西方国家虽然讲民主，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税收从不马虎。以法国为例，付税日超过一天，就多收你10％，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中国历史上，好像皇权无限，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经济基础是无数自耕农，农业税收不到多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并不高。但过去这30年，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2011年，中央财政收入已突破10万亿元。邓小平1984年曾说，到了2000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到了1万亿美元，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而我们现在光是外汇储备就达3。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综合国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就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比较充裕的财力使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过去10年突飞猛进，就和国家财力有关，整个世界都为之惊叹。我们的高速公路，10年前在世界上前30名都排不进去，但现在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数已居世界第二。我们的高铁从无到有，迅猛发展，其规模和速度已稳居世界第一。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人们心理的变化，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另外一个重要特征。中国近代史上的变革往往局限在社会的精英阶层，大众心理则变化不大。但现在不一样，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当然，当一个社会处在这种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会凸显各种不安和矛盾，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恐怕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我自己出去访问，很注意观察街上无所事事的人是多还是少，并以此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势头的重要指标。你去约翰内斯堡、去开罗、去阿尔及尔、去金边，可以看到游手好闲的人很多，说明这些国家失业问题严重。去孟买这个被称为“印度的上海”的大城市，你会感到无所事事的人比上海要多好几倍。仅此一点，你就可以得出结论：孟买要赶上上海，谈何容易。
我20多年前第一次访问瑞士，感觉到瑞士生活的快节奏，匆匆上班的人群和他们急促的脚步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国内还比较优哉游哉。现在相反了，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国家，特别在沿海城市，生活节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快。当然物极必反，国内现在也开始讨论放慢生活节奏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最终也一定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但是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生活节奏加快，恐怕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
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手机的迅速普及上。我感觉没有一个国家使用手机的人比中国多。当然这不一定是好事。欧洲很多人说，手机是一种新的公害，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角度来看，≮更多好书请访问。。≯这个事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横向联系前所未有地增加。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杜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大差别就是，传统社会是纵向联系为主，现代社会是横向联系为主，因为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生活日益丰富，一个社会就这样由传统的纵向的“机械凝聚”转为现代的横向的“有机凝聚”。一旦“有机凝聚”基本形成，现代化进程便势不可挡。
这种横向联系也把中国和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经济已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离不开这个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回想起来，当人们还普遍认为中国的开放只是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就反复强调：中国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这是极富战略眼光的大思路，为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创造了大量的发展机会，我2006年夏天去贫穷的科索沃访问，在一个人口只有200来人的小镇，看到两三个商人满头大汗地从卡车上卸下中国生产的鞋子和百货产品。科索沃国家电视台的负责人对我说：没有中国产品，我们无法想像科索沃人今天将怎样生活。
英国一位学者曾这样对我概括中国因素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凡是中国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尽快回避，否则是自掘坟墓。凡是中国不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拼命生产，那才无往不胜。这种颇为夸张的说法倒是勾画出了中国崛起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大量机会和挑战。当然最好再补充一句：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机会多于挑战。
一位欧洲学者曾问我怎么看待美国推动的世界民主国家联盟，我坦率地说：关键是没有中国的合作，这个联盟什么国际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在今天，从反恐斗争到全球环境治理，从化解朝核危机到处理伊朗核问题，从多哈新一轮贸易谈判到世界金融秩序的稳定，都需要中国的合作。把中国看作敌人，只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我还补充了一句：“中国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拒绝意识形态挂帅，把所有国家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潜在的朋友。美国难道就不能从这种智慧中得到一点启发吗？”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极为赞赏这一点，他最近说：“如果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势力集团都能像中国这样小心谨慎，那世界就会太平一些。”这是智者之言。
中国神话般的崛起，背后确实有很多智慧。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经济总量、外贸总量、外汇储备总量、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公路总里程等，而且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这个模式并非十全十美，恰恰相反，它还衍生出不少问题，我们自己在国内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其实别国老百姓抱怨不比我们少），就说明这个问题；但是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和美国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中国模式的效果要好得多。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也是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西方的软实力迄今为止并没有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的一系列严峻问题，如极端贫困、不同文明冲突、恐怖主义威胁等。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不仅使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了，而且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展现了中国增长中的软实力，这一切对发展中国家会有启迪，对重新思考如何共同对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也会有帮助。
四、印度：能赶上中国吗？
谈中国崛起，有国际比较才有说服力，而国际比较中最有意义的大概就是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因为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起点比较相近。中国有13亿人口，印度是12亿人口。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印度独立于1947年。当时两个国家都很穷，但印度情况比中国略好一些，因为中国连续经历了数十年的动荡战乱，印度则相对稳定。两个国家过去几十年走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印两国差别巨大。从世界银行等机构公布的2010年的统计数字看，印度和中国的差别大致可以概括为2、4、6、10、20和不可比。
2就是中国的粮食产量是印度的2倍，尽管中国的可耕地少于印度。中国的网民数量是印度的2。5倍。
4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外贸总额、原油产量、发电量等大约是印度的4倍。
6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钢产量、电视机数量等大约是印度的6倍，而艾滋病人数低印度6倍。
10就是中国吸引外资额大约是印度的10倍，中国的人均寿命也高印度10岁。
20就是中国吸引的境外游客的数量约为印度的20倍。
不可比就是两国在高铁、高速公路、奥运会奖牌总数、妇女地位、贫民窟状况等方面，两个国家无法比，中国的情况比印度不知好多少倍。
这些还只是数字上的差异，如果你去印度实地访问，你可能会感觉这个差距更大。你可以驾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20个小时，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此外，印度的腐败程度也高于中国，环境污染也比中国严重。西方总觉得“民主”的印度应该超过“不民主”的中国，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印度要赶上中国，还真不容易。
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根本不相信在印度这么一个落后的地方能搞民主，但今天这个制度在印度已经稳定下来，大部�
